编按：2021年是新红学诞生百年纪念。1921年3月27日，29岁的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坐在京城钟鼓寺胡同14号院的写字台边，草成了近2万字的《红楼梦考证》初稿，4月17日誊清后即寄上海亚东图书馆发排。当年5月，这篇后来被誉为新红学奠基之作的急就章《红楼梦考证》，附丽于华夏第一种新式标点本《红楼梦》之卷首出版，开创了红学探讨的新时期。百年以后的红学又该如何进行？它还能再绝处逢生吗？令人深思。陈传坤新著《红楼梦版本论稿》一书面世，兹转书中一篇涉红史料辨伪之作，以飨读者。1927年8月，胡适在上海从胡星垣手中重金买得《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残抄本，即《石头记》甲戌本，“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1] 1948年12月，胡适飞赴国外时携此本而去，后来将甲戌本原件寄存留美国康奈尔大学图书馆。2005年初，上海博物馆以83万美元的价值从胡适之哲嗣手中购回，现藏于该馆善本库房。[2]2013年12月，上博事业人士陶喻之查验发觉，《石头记》甲戌本原件第一回第十五叶上端有“粘贴纸条踪迹”，且残存“予艹”一种半字，证实胡适原藏《石头记》甲戌本曾被粘贴一纸“附条”批语，但“予艹”之下文字久已失落。2015年12月，红友项旋赴美调阅了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石头记》甲戌本缩微胶卷，发觉该缩微本第一回确有上述纸条失传前的完整形态，“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友人亦不至于如许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二十八字批语显然在望，佐证天津王超藏《石头记》庚寅本及周汝昌昆仲甲戌本之录副本上的“附条”却非空穴来风。[3]本文所谈，即对于甲戌本这一“锁麟囊”中一纸“附条”激发的学术公案。可行说，《石头记》甲戌本缩微本的“附条”完整显示，讲明迟至1950年4月12日（美国国会图书馆接纳摄制申请之时间）“附条”一纸尚未脱落，而其上限则有待进一步研究。何况，项旋仅比对几个字即匆忙断定“附条”系出于甲戌本早期藏家刘铨福之手，仍有商榷之处。职是之故，《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原件上“附条”，究系何人、什么时候所作，胡适为什么后来毁弃，其间究竟产生甚么变故等诸如许类难题亟待深入探讨。基于笔者曾在《石头记》庚寅本现身之初即参加质疑，以为此本“实乃当代赝品”，后因不想变相炒热赝品而不作争论。[4] 可是，随着甲戌本美国缩微本等新证据的渐渐浮现，笔者不吝费辞接着辨伪。一、庚寅本真伪之争激发不测公案2012年5月，天津青年藏家王超在坊间买得一部残存十三馀回的庚寅本《石头记》抄本，嗣后在孔夫子旧书网注册网名“锦辉hj”，将该本复制印刷件以每部680元拍卖，立即引来红学行家出手，围观者甚众。 图一：2012年孔夫子旧书网上庚寅本拍卖图，装订孔外有“乾隆庚寅秋日”字样。 只是，个别网友注意到，王超自称2012年5月买得本来，但其展现的几帧原件照片显现照相时间却为2010年1月1日，首尾矛盾。另有网友显示，通过了2010年2月4日（立春日），便是2010年的庚寅年，那末庚寅本《石头记》上所标“庚寅”能否暗示2010年2月后抄成？王超对此辩称：“2010字样是相机设计难题。”还有拍得复制印刷件者还发觉，“（庚寅本）这种‘抄本’一直在不停修改改善中”，存留拍卖几次后再加贴条的穿越难题；尤其是庚寅本第三回目录的“（荣国）府收养林黛玉”之“荣国”二字，拍卖进程中几次所拍的照片有差异。2014年《石头记》庚寅本终归获得影印出版，红学家赵建忠于2016年6月4日转发王超的私人意见，对此回应称：“最重要的是回目贴条最初有，后来不慎丢了。（王超有丢前照片），影印时责编依据照片补上了字，且涂成同一颜色。……形成丢前原件与影印时不绝对概况。”[5] 图二：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寅本）》影印本上，总目第三回“荣国府”作添改字样。 那末，这种贴条是什么时候丢失的呢？网友发觉，庚寅本总目第三回的回目上“荣国”二字，在2012年5月12日到6月15日的几次拍卖中，均是空缺的，但是在6月15日至18日的第四次拍卖时，照片却忽然显现出“荣国”二字，影印本上亦如许显现。网友因而质问：莫非5月丢失的贴条在6月又复得，失而复得的东西应当倍加注意，怎样后来又不慎丢失？以致在2014年10月影印时仍不得不做技艺料理？迄今为止，王超无全部回应。这是后话，暂不去理它。反正庚寅本显露后，红学界掀起悍然大波。已故红学家梁归智首先在报刊上发文，论称：“这是一种清代抄本，其祖本为乾隆庚寅年（1770年）抄本。”[6] 以后，广泛红迷及数位红学家介入讨论，争论得沸沸扬扬。[7]2012年10月，梁归智在其新浪博客上发文称，庚寅本第一回的眉批“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友人，还不至于如许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二十八字，在俞平伯编著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下称俞氏《辑评》）上查不到，在甲戌本的影印本上亦没有着落，却同于周汝昌录副本的“附条”批语。[8]拔出萝卜带出泥，庚寅本这一特殊眉批，让甲戌本“附条”难题凸显出去。2013年12月，上博馆员陶喻之入库初次认证甲戌本原件，发觉“甲戌本上并未这条批”。信息一出，学界一片哗然。但在五天后复检，陶喻之却发觉：“在甲戌本第一回第十五页另一面子上部发觉有粘贴纸条踪迹，残留‘予若’两字。”[9] 本来，“附条”确曾在甲戌本原件上存留过，只只是“予艹”之下的纸条失落了。 图三：《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寅本）》影印本上第一回“予若……”眉批。 图四：上博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原件第1回第15叶“附条”残痕“予艹”字样。 对于《石头记》甲戌本的“附条”难题，争论双方一时陷入胶着状况。但最早争论的庚寅本真伪难题，却仍如火如荼地发展。沈治钧后来论称，“‘乾隆庚寅’字样乃现代人氏蓄意造假的作案标签”，并从版本异文举证24例，声明庚寅本“有意篡改脂批”，“种种迹象显现，该本伪造于2010年首尾。”[10]后来，梁归智、周文业先后认同庚寅本是据俞氏《辑评》初版梳理而成，抄成于1954年以后，可是不断定庚寅本系赝品，宣称“不排除抄写者手中真有一部‘古本’，甚而便是‘庚寅本’或其录副本的可能性。”[11]二、“附条”真伪之争进级追溯起来，最早发觉甲戌本“附条”难题的，当为红学家梅节男士。其在《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以甲戌本的借阅、录副和归还为中心》一文中首先提议，周汝昌为了察看陶洙手中的庚辰本，而把胡适原藏的甲戌本原件借给陶洙抄录，陶洙涉嫌在甲戌本原件上留住“作案踪迹”：胡适的甲戌本曾落入陶洙的手中，有几个方面的证据。第一，陶洙本人的记载。……第三，陶洙在原甲戌本上留住“雪鸿之迹”。……己卯本第一回甄士隐欲为雨村写荐书，上竟有陶洙校改的蓝笔眉批：“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友人，亦不至于如许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这让人怀疑现有己、庚本脂批，能否有陶某借汁下方的私货。[12]按，这条“予若……”二十八字眉批，虽为陶洙用蓝笔抄在己卯本上，但是不仅在甲戌本的各式影印本上找不到痕迹，况且在现有其它各式脂本上均不存，使人怀疑陶洙涉嫌伪造脂批。梅男士还呼吁周家录副本早日推出，以便查清难题。但今后，周汝昌之女周伦苓再三拒绝推出全部相关周氏录副本的一字照片。转机在一年后。2012年5月，网上最初传播天津发觉一个“乾隆庚寅《石头记》”残抄本上，居然亦见“予艹……”二十八字眉批，且与陶洙抄在己卯本上的眉批比较，仅有“亦”一字之差。即己卯本上蓝笔抄作“还不至於”，而庚寅本上朱笔抄作“亦不至於”。后来又爆出此批见于1954年版《辑评》第51页“[甲戌眉批]”条下，但在1963年修订版上却已删去。[13] 梁氏因而以为，这当然可行视作“庚寅本”从1954年版《辑评》中采择批语的一种“铁证”。[14]要指明的是，周文业以为俞平伯关于甲戌本此条批语的删除，除根据陶洙补抄之己卯本，还参考了俞平伯1931年“节抄脂砚斋评”之自藏戚序本。[15]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譬如周文业举证称，1954年版《辑评》显露了陶洙未曾抄录的一条甲戌本眉批：在1954年俞平伯梳理《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和“庚寅本”中显露了陶洙己卯本无的批语，即第3回中一条批语：【正文】极恶读书。【甲戌眉】这是一段反衬章法。黛玉猜度蠢物等句对着去，方不失作者本旨。那时俞平伯手中无甲戌本，为什么俞平伯1954年梳理《脂砚斋红楼梦辑评》时，会显露了陶洙己卯本无的甲戌本批语？这只可能是源于俞平伯手中有本人过录的甲戌本前3回的批语。[16]经复核，周文业举证有误。1954年版和1957版《辑评》均同于陶洙抄补的己卯本，上面并未上述“这是一段反衬笔法……”眉批。不过在1963年修订版时，《辑评》才于“黛玉亦常听见母亲说过”条目下加上此批，参见《辑评》第54页。依据俞氏《辑评》“引言”证明，应是俞氏据甲戌本的影印本添补。另外，周文业因1954年版《辑评》前两回遗漏三条陶洙所抄甲戌批语而推理“确信是很用心地参考了1931年他本人的抄本”云云，纯属臆测，全无逻辑。[17] 图五：左图为1963年版《辑评》，批语有“这是一段反衬笔法……”；右图为1954年版《辑评》，没有此批。 关于周文业所谓俞平伯《辑录》曾参考其1931年“脂批节抄本”一说，其实不成立，反驳证据如是：其一，《辑评》“引言”称所据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本，便是“咱此刻有的是近人（指陶洙）将那本脂评过录在己卯本上的”，并没一字说起根据其二十年前“节抄脂砚斋评”的戚序本。其二，胡适确在1931年春夏间将甲戌本原件借给俞平伯看阅，且俞平伯遵命作了三百字跋语，但俞氏关于甲戌本的评价甚低。是以俞平伯不过“节抄”，且就抄在戚序本上，并没有“宝之”。其三，陶洙在抄录甲戌本时并没有“依样画葫芦”，过录时喜欢理校或臆改。譬如，陶洙抄写时尤爱将底本上的俗体字转化为繁体字。常见的繁化字如甲戌本“于”抄作“扵”“於”、“义”抄作“義”、“冺?”抄作“泯滅”，等等。另外，陶洙补抄时参照胡适相干论文发展改字，如甲戌本上残缺的“血泪盈□”，陶洙补成“血泪盈[腮]”，又如，“極至”改作“及至”、“適问”改作“適闻”、“助你助”改为“助你[一]助”。[18] 诸如许类，《辑评》全部沿袭陶洙蓝笔抄写法，可证俞平伯《辑评》的批语底本，便是陶洙补抄后的己卯本。自然，俞氏也有自校。如，甲戌本、己卯本的“笔伏”，《辑评》改作“笔仗”；甲戌本、己卯本的“詞幻見山”，《辑评》改作“開門見山”。另外，初版《辑评》也有过录讹误，如1954年版《辑评》的“三个假”，1963年修订版改作“三千假”；1954年版《辑评》的“此中因有”，1963年修订版改作“此中自有”，均依台湾甲戌本的影印本回改。要之，俞氏梳理甲戌本批语时，最重要的源自陶洙之补抄己卯本，是以并未参考所谓自藏“节抄脂砚斋评”的戚序本之迹象。明乎此，则俞平伯在初版《辑评》误收，后又删去“予艹”二十八字批语，其实不能声明其在1931年就瞧过此批。那末此批到底由于何处，陶洙能否存留补抄时“借汁下方”？由于陶洙补抄所据本子来源周汝昌之手，是以周氏录副本能否有此批，便是一种要害的参考系。2013年1月31日，梁归智在私人新浪微博“冷泉子”上转发周伦玲的话说，据周伦玲所传录副本此处照片，“予若……”这条批语在周氏录副本上的“真正存留形态”为（没有标点，繁体字从右往左竖写）：（附条）予若能遇士翁这様的友人亦不至于如许矣亦不至似雨村之負义也今后人笔墨不必存玉言[19]可行说，甲戌本的“附条”难题浮出水面，为陶洙补抄来自澄清了是非。可是，上博现藏甲戌本原件能否有此“附条”？又成为解决难题的突破口。2013年12月17日，陶喻之在上博藏甲戌本原件第一回第十五页背面发觉一纸粘贴踪迹，并残留“予艹（若）”字样，可是脱落或撕下的纸条却渺不可寻。[20]至此，胡适原藏《石头记》甲戌本的“附条”难题，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附条”真伪之争再一次进级。2015年12月，人大博士生项旋赴美访学，时期调阅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藏甲戌本缩微本，惊喜地发觉“附条”显然在目。[21]一会儿，项旋撰文推出照片并考论“附条”很可能是甲戌本本来的藏家刘铨福所制作，并经过各本繁简字异文判定庚寅本系抄自俞平伯《辑评》的当代赝品，不赘。 图六：美国国会图书馆1950年摄制缩微胶卷之“附条”字样。 三、“附条”系后人伪托追究起来，《石头记》甲戌本上一纸“附条”的最早说起者，正是周汝昌本人。1953年版《红楼梦新证》第七章“新索隐·贾雨村”条下云：第九，婢为满洲某大伙者；书中甄即贾，曹固满洲大伙，颇疑即书中之雨村、娇杏也。雪芹极恶雨村，脂批屡言其为“操、莽”，为“奸雄”，又借平儿口骂为“饿不死的野杂种”。盖雨村由贾府而跻身显贵，人品既本不端，故后来定是“負義”（甲戌脂本附条墨笔评语）。谅后来贾家败事，雨村不仅不救，反投井而下石焉。[22]在上述括弧里的案语中，周氏指明甲戌本上有“附条”，且是“墨笔批语”，这与录副本“附条”现有状况绝对；且括弧前所加引号之“负义”一词，确见于此条批语之间，当属可信。从初版《红楼梦新证》对此煞有介事地“本事索隐”，可视周氏那时应以为它便是“脂批”，并过录在录副本上。[23]但正因而，须要注意，1976年国民文学出版社增订版和1998年华艺出版社修订版《红楼梦新证》，均悉数删去第七章“新索隐”内容。而2012年中华书局增订版《红楼梦新证》，据说因尊重周氏意见而规复初版中的“新索隐”内容，推后为全书第十章，也没删去“附条”批语。[24]因此可视，周氏并没像俞平伯那样见到甲戌本影印本没有此“附条”便干脆删去。便是说，周氏对甲戌本“附条”回想深切，没再信任台湾影印本而删去此附条批语。可是，周氏在其录副本的“附条”文字以后自注“不必存”，却又与上述推断相矛盾。周伦玲推荐说，周氏录副本在“（附条）”二字及批语二十八字以后，另有周汝昌手笔“今后人笔墨不必存，玉言”十字批注。而据考订，周氏录副本上所加括弧之处，都应为周汝昌于1952任教西华大学时所作。[25] 此“（附条）”字样当循此例，因而周氏十字批注时间应在1952年秋季。但这已是录副本完工以后的第四个秋天了。那末回想力和眼力全在衰退的周氏，凭甚么判定“今后人笔墨”且“不必存”呢？要晓得，几年前周氏撰写《红楼梦新证》时，定性为“脂本附条评语”，并因此生发一段索隐。态度为什么遽然转变？难免令人生疑：或许由于其知情。正如沈治钧推断的，“咱们不容易设想，那时仍是一种大弟子的红学新秀(1948年仍是个燕京大学外语系本科生) 周汝昌能够瞧出来‘今后人批（笔墨）不必存’，而资深红学家俞平伯(1931年是已出版过《红楼梦辨》的清华大学国文系讲师) 竟见不出去。”[26] 因此推断，周氏批曰“今后人笔墨”必有所根据，或知根知底。但吊诡的是周氏录副本上此处“（附条）”二字样和批语“予若……”二十八字皆系周祜昌抄写的，但是陶洙蓝笔补抄之己卯本上，却不见“（附条）”二字。因此可视，陶洙所见甲戌本仅有批语二十八字，而没有“（附条）”二字。故此，陶洙所补抄之底本应为甲戌本原件，而非周氏录副本。便是说，陶洙所借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却非周氏的录副本，却是胡适藏甲戌本的本来。或问，既然陶洙补抄的附条眉批来源甲戌本本来，而本来“附条”迟至1950年拍摄缩微胶卷时髦存，那末陶洙为什么不效仿，亦加“附条”之类贴条？要之，陶洙从董康手接收己卯本后从新发展了装裱，也曾以双色笔补抄脂批，并在题记中准确说，在没有处可抄时才加以另纸。[27] 而不管甲戌本仍是己卯本，此处天头尚空，足以抄下这二十八字眉批，没有需另加一纸补抄。退一步说，如“附条”上二十八字果为晚清藏家刘铨福所制，何须另纸抄写？试看刘铨福在甲戌本上四则题跋，均在本来上直书不讳，其实不用另纸附益。是以，项旋以为甲戌本附条“为刘铨福所书的可能性较大”[28]，恐非实是。况且，仅从项文所举五个例字来看，只有“能”、“翁”两字相似，其馀“此”、“也”、“不”三字迥然有别。尤其从运笔、笔锋和末笔笔势来看，相互差别太甚。按说，鉴别笔迹或印章真伪难题是很不业余的学问，通常文史学者较难掌握，也易致误。譬如，项旋曾著文以为，台湾东海大学所藏乾隆五十七年凝晖阁藏板《易研·卷三·上经》第二十七叶天头有“万茂魁记”圆形印记、“本厂扇料”方形朱印，同于华夏书店藏程甲本《红楼梦》第九十九回第五叶天头之“万茂魁记”、“本厂扇料”印记，因此断定两者用纸来自一地，即程甲本刷印用纸如《易研》一样，“（产地）极有可能在江西、安徽一带。”[29] 图七：左图华夏书店藏程甲本钤印“万茂魁记”；右图《易研》钤印“芳茂魁记”。 但用心区别，《易研》印文作“芳茂魁记”，而非程甲本印文“万茂魁记”。一字之差，殊不相类。退一步而言，与其说甲戌本原件“附条”笔迹与刘铨福“十分相近”，倒不如说更类于俞平伯手迹。仅以甲戌本书后俞氏1931年6月19日“阅后记”题跋手稿来看，“若”、“辶”、“的”、“又（友）”、“亦”、“于”、“此”、“矣”、“至”、“似（以）”、“之”、“也”等十馀字，两者在运笔笔势和字形构造上较近似，特别是“若”、“于”、“亦”、“矣”等字较像。即使如许，笔者亦不以为甲戌本上的“附条”为俞平伯手书，盖因俞氏人品、学品纯正，不可能先在1931年制作贴条，再在1954版《辑评》收录，而后又在1963年删去。因而有一个猜测，便是“附条”制作者或在刻意模仿俞氏手笔。 图八：图左列为俞氏手稿与附条字迹比对；图右列为周氏手稿与附条字迹比对。 而与周祜昌字迹比较，“附条”上的字体，如“予（預）”、“若”、“至（到）”、“遇（過）”、“又（友）”、“矣”、“如”、“之”、“也”等，亦尤其相似，特别是“予（預）”、“若”、“也”字差不多统一手笔。[30]另外，甲戌本书后刘铨福题跋用语古雅，而“附条”二十八字措辞半白半文，亦可视非出于刘铨福手笔，还不大可能是更早藏家所为，由于越早越可能是用文言题跋。正如梁归智开始判断的，“‘予若能遇士翁这样的友人’之表述，更像清代通俗小说中人物的话语，有清末民初的白话作风。”[31]何况，“附条”上有“这样的友人”大白话，便令人遐想鲁迅在1933年关于“咱的友人胡适之”的调侃。[32] 因此可视，“附条”的用语大有刻意迎合胡适倡导白话文的主张，可能是在向胡适“表忠心”。因而，甲戌本“附条”文字不经意间流露出白话文活动的流风余韵，势必是俗语“咱的友人”盛行之际，即1933年左右制作的。而胡适在1927年高价购藏甲戌本以后，先后有俞平伯、浦江清、罗尔纲[33]、周氏昆仲、王际真等过手，还不能排除陶洙（心如）、陈梦家也可能借阅。[34] 仿佛每一过手人都有嫌疑。无妨进一步推测。在1948年7月22日，周汝昌写下《跋胡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并于三日后寄送胡适，“要求指正，并设法推荐他报刊登。”对此，胡适并没有应承，还浇了一盆冷水，在周氏来信手稿中“白话文”一整页“打了一种大大的叉”，并在次月7日的回信中批道：“你的古文工夫太浅，切不可写文言文。你理当努力写白话文，力求净洁。”[35]经查，胡适在周氏手稿打叉之处原有周氏写的“雪芹作书于乾隆初年，不过自抒怀抱，应没有估计务入后世《白话文学史》之心，其行文本多文白相杂……”等语。此话对胡适大著《白话文学史》极尽讽刺，师徒交谊从此不谐，遂成为一段红学史上的学术公案。而在1948年9月19日的回函中，周氏亦称，“咱的文章写不到好处，是切实的，但自幼写文言确比白话来临习惯些”云云。可视周氏自幼擅长文言，但“古文工夫太浅”，后来偏爱的是“行文多文白相杂”。此与“附条”措辞文白相间，既有文言“予若”又有白话“这样的友人”等表述，可谓一脉相承。[36]论述至此，“附条”制作者仿佛已呼之欲出，但囿于现存材料，仍不足以遽断制作者能否必为周家，亟待周家后人及时推出录副本此处“附条”文字照片，以便证实或证伪。[37]四、“附条”因何失落迟至1950年3月，胡适原藏《石头记》甲戌本本来上尚存“附条”，那末“附条”后来又因何而失落了呢？对此难题，正反双方各执一端，聚讼纷纭。沈治钧以为，甲戌本原件上的“附条”文字应为当代人伪造。他剖析说，俞平伯终其一生也无亲眼见到过甲戌本的附条，其在 1954版《辑评》中误录了陶洙补抄的这条批语，而在1963年修订时，又根据台湾影印本赐予删去，“这声明该附条发生于1931 年6 月以后，即1948 年夏季及今后的秋冬之际。”[38] 细思恐极，这也许是说甲戌本“附条”系周氏昆仲伪托。而梁归智、周文业、项旋却以为，“附条”很早就显露在甲戌本上，可能是较早藏书者粘贴。周文业曾发网文论述，“甲戌本上贴附条者便是撕去一角上盖图章者”，以为“附条”是甲戌本最早的藏家贴上去的，便是凡例首叶首行被撕掉的印章全部者云云。本来，欲追究甲戌本“附条”因何失落，还与揭开“附条”制作者身份密不可分。这可从胡适的态度上瞧出来。既然周氏可行在录副事业几年以后批注“今后人笔墨不必存”，那末胡适想必也能瞧出“附条”难题而有所反映。实质上，胡适在公布台湾《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影印版之际，出于某种顾虑，已对影印版做了必定限制的芟荑和修补事业。无妨将台湾甲戌本影印本与美国国会图书馆缩微本对勘，便可大致推知胡适在料理“附骥景象”的纠结心思。[39] 因笔者尚未目验甲戌本缩微胶卷的悉数细节，暂以已核实的几个要害之处例如剖析。[40]起首，1961年台湾在影印甲戌本时，已据他本关于残缺叶赐予增补，而美国缩微本一如原样残缺。据胡适推荐，甲戌本得手时第四回末叶便是第一本的封底，胡适入藏时就已磨擦损耗半叶，第四回文末缺失。查美国缩微本，此叶依旧保存残缺状，可证至少在1950年拍摄缩微本时，胡适未作补阙事业。但在1961年的台湾影印本上，此处已有95字补抄：“事，自有他掌管……因而遂将移居之念慢慢打消了。”补抄以后低两格，另有补抄者写下的三行墨笔文字：“此葉下半葉[事]字起原残缺，胡適依庚辰本脂硯斎重評本補钞九十四字，又依通畅校本補一[闹]字。”查己卯本，此处其实不残缺，可是胡适一直没机会亲眼看到。而己卯本初次出版影印本，也是在胡适1962年2月去世今后。至于庚辰本，胡适曾在1930年代瞧过，那时恐未及补抄，及至庚辰本影印出版已迟至1955年。其时胡适尚在世，只是直到1959年才获赠一部庚辰本影印本。[41]因而，1961年台湾影印甲戌本时，第四回末的半叶，是据庚辰本的影印本补抄的。但诡异的是，此处明说“胡适”补抄云云，但落款却没有胡适之印章。这与胡适在甲戌本上补添文字必加印章的一贯作风迥异。 图九：周叔厚致函胡适论及台湾甲戌本影印的代笔难题。 经查，台湾初版的甲戌本影印本此处补抄应非胡适亲为，当为某人代笔。据胡适档案馆藏周叔厚致胡适函云：“……又第六十二页背面，补抄九十五字，惜非男士亲笔，殊觉减色不少，亦未注明何人奉命代抄。他年考据家或将为这九十五字墨迹，大费考察了。”对此，日前尚不知来自谁人手笔，亦不知那时胡适如何作答。但可行说，在料理影印本补抄文字上，胡适使人代笔而不作讲明，似有鱼目混珠之嫌疑。而这类以假乱真的举止形式，与料理“附条”难题对看，却令人有茅塞顿开之感。台湾影印甲戌本并没有尽依原貌，虽然有“胡适”白纸黑字为供词，也未可轻信。[42]其次，在题跋取舍的难题上，美国缩微本与台湾影印本比较，差异也甚大。刘铨福、胡适、俞平伯、周汝昌等均先后在甲戌本原件上写下长短不一的题跋或批注。在摄制缩微胶卷和制作影印本时，各人题跋的去留难题，仿佛曾困扰着胡适。众所周知，1948年周汝昌“先暂后奏”过录副本之时，曾在甲戌本第四回末题写两行三十馀字“谨识”，并钤“顨父”阳文方章：“卅七年六月自适之男士借得与祜昌兄同看两月，并为录副。周汝昌谨识（顨父），卅七、 十、 廿四。”[43]此刻看来，周氏在本来上写下这条“谨识”，没有疑是想为本人的录副本留住一种“户籍声明”。记忆起初师徒交往亲密之时，周汝昌曾将偷录甲戌本之事向胡适“先暂后奏”，那时胡适并没有不悦显示，爽口答应给录副本写一种题记。 图十：1948年10月，周汝昌在胡适原藏甲戌本第四回末叶题跋。 但世事难料，战乱之际，周氏录完副本后将甲戌本本来“完璧归赵”之时却未得见胡适一面。[44] 尔后，胡适携带甲戌本和父亲遗稿飞赴国外，给周氏录副本写题跋之承诺就此落空。1961年台湾影印甲戌本时，胡适将第一册末周氏“谨识”一页、全书后俞平伯“阅后记”一页、书末另纸三条胡适题跋等悉数删去，却保存了全书后刘铨福跋语四则及胡适题记一条。[45]这类做法可行了解，并没有不当。由于胡适要把孤本甲戌本“真面目”揭开给世人看，要把他入藏今后的题跋等一概删去，正如他在《影印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缘起》中所称：“……咱才打算影印五百部，使世间爱好《红楼梦》与探讨《红楼梦》的人都可行欣赏这种最古写本的真面目。”[46] 其未刊稿《附：校勘小记》亦曰：“此本是一种很工整的钞本，……咱的意思是要保留这种甲戌本的原样子。”[47] 但是不容易想象，在1950年缩微本上，不仅存有胡适之题跋一页，况且存有周汝昌“谨识” 一页，但是刘铨福四则跋语和俞平伯“阅后记” 一页却没有踪影了。[48]这是一种异常景象。假如周氏和俞氏题跋一同删去，可行讲明胡适为了保留入手时的原貌而为；假如两者悉数保存，也可讲明胡适关于两位过手人一视同仁。甚而说，仅仅保存俞氏跋语，也适合情理，由于俞氏题跋终归仍是“胡适男士命为跋语”，而周氏跋语而是“先斩后奏”。但是，实质上胡适却反其道而行之，保存了不该保存的，而删去了应当保存的。那末胡适如许做法，究竟是何微妙心思？本来不难推求。俞氏虽是“命题作文”，可是在行文中关于甲戌本评价甚低，竟称“然此书价格亦有可商榷者”，甚而以怀疑口吻反问道：“岂亦脂斋手笔乎？”俞氏这一答卷，应大出胡适预想，与起初命其题跋的初衷可谓背道而驰。[49] 故此，在拍摄胶卷时特意删去。而反观周氏“谨识”，客观叙述，并没有甚褒贬色彩，留住来传扬四海则可行赢得“提携后生”、“未尝自秘”之类美誉。[50]此亦人之常情，没有可厚非。可是这一丝，或许是那一些推重胡适人品、学品的胡迷们所不想见到的。综上所述，胡适以上有悖事理人情之做法，假如联系上述甲戌本“附条”难题思考，仿佛可行解释通了：胡适在瞧出一纸“附条”以后，应当清楚制作者的身份和意图。由于制作者并未在甲戌本来上涂鸦，却是另纸贴上，可去可留，而撕去后又没有损本来面貌。如许示好之“附骥”博君一粲，“咱的友人胡适之”谅必不会太计较罢。结果，这种“附条”悄没有声息地从甲戌本上失落了，历史真相从此湮没难辨。此微妙心思，正如请人代笔补抄半叶而借用胡适之名一样，大概出于某种不行为外人道的缘故。正如沈治钧所言：“胡适把它给撕扯掉了，理固宜然。”[51]（节选自陈传坤著《红楼梦版本论稿》，齐鲁书社2021年3月版，原标题为《胡适原藏甲戌本〈石头记〉“附条”铨辨——兼论庚寅本〈石头记〉真伪之争》。全球新闻经受权转载）[1] 参见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探讨材料全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221页。[2] 对于上海博物馆购置胡适原藏《石头记》甲戌本原件的价值，据曾随冯其庸男士一起赴沪目验的任晓辉推荐，上博接谈后付款3万美元作为康奈尔大学的保管费，正规买卖时再付款80万美元给胡家。另说，“胡家哲嗣以80万美元的便宜将甲戌本让与给上海博物馆”，参见沈治钧：《真迹曾传可辨明——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缩微胶卷述要》，载于2018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文史哲周刊》，链接：https://epaper.gmw.cn/gmrb/html/2018-12/24/nw.D110000gmrb_20181224_1-13.htm ；或参见梅节：《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以甲戌本的借阅、录副和归还为中心》，参见氏著《海角红楼——梅节红学文存》，国度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第387页。[3] 项旋：《美国国会图书馆摄甲戌本缩微胶卷所见附条批语考论》，原载《红楼梦学刊》2016年第3辑，第1页。[4] 陈传坤：《由庚寅本之真伪说开去》，参见《红楼》2014年第3期，第19—20页。[5] 于鹏：《“庚寅本”第三回的贴条难题》，参见明清小说探讨网（发表时间2016年6月7日）：http://www.mqxs.com/thread-11509-1-1.html[6] 梁归智：《庚寅本：新发觉的清代抄本〈石头记〉》，参见2012年9月24日的《文报告》第00C版“文汇学人”。[7] 从所谓的乾隆庚寅本《石头记》显露以来，先后有梁归智、沈治钧、乔福锦、周文业、赵建忠、任少东等卷入争议漩涡。辨伪方以沈治钧为代表，先后延续发文多篇。譬如，《真假红学卮谈》，参见《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真假红学续谈》，参见《红楼梦探讨辑刊》第八8辑，2014年5月 ；《再谈甲戌本附条》，参见《红楼梦探讨辑刊》第9辑，2014年11月；《真假红学三谈》，参见《红楼梦学刊》2015第4辑；《天津王超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辨伪》，参见《曹雪芹探讨》2016年第2辑；《甲戌本缩微胶卷校读记》，原载《红楼梦学刊》，2017年第2辑，第58—96页；《真迹曾传可辨明——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缩微胶卷述要》，载于2018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第13版。证真方以梁归智、周文业、赵建忠等为代表，最初网站发文以后集结成书，参见周文业著：《〈红楼梦〉版本数字化探讨》，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一版；赵建忠：《新发觉的〈石头记〉“庚寅”本》，原载《河北学刊》2014年第2期。[8] 梁归智后来在新浪博客上特别证明，其最早查阅的俞氏《辑评》系1966年修订版，切实没有此二十八字批语，但在1954年版《辑评》上确有此批。[9] 参见周文业著：《〈红楼梦〉版本数字化探讨（上）》，第309页。[10] 沈治钧：《天津王超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辨伪》，原载《曹雪芹探讨》2016年第2辑。[11] 参见周文业著：《〈红楼梦〉版本数字化探讨（上）》，第277页。[12] 梅节：《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以甲戌本的借阅、录副和归还为中心》，参见氏著《海角红楼——梅节红学文存》，北京：国度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6月第一版，第395页。梅氏在该文注释第43条指明：“从批语墨迹的深浅看，末句‘亦不至似雨村之负义也’，似是后来添上者。”[13] 俞平伯编著《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一书，先后修订四个版本，累计刷印八次。据《辑评》书前“内容提要”和版权页可知，上海文艺结合出版社于1954年初版，古典文学出版社于1957年修订为“新1版”，并称“本书这一次修订，多承住在昆明的葛真男士远道指正”。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0年再一次修订为“新1版”，1963年从新修订“新2版”，注明“原引甲戌本系依据过录，讹误甚多，兹查对影印本从新订补，承戈润之男士相助”。1961年5月，甲戌本《石头记》在台湾初次影印1500部，1962年上海翻印，今后国家内部屡次刷印。因此可视，俞氏在1961年以后修订的《辑评》[甲戌眉批]文字，根据是俞氏1962年所见的甲戌影印本。[14]梁归智：《对于王超藏本《石头记》的全新观点》，参见“冷泉子”新浪博客（发表时间2012年11月4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3ab1aa0101a3sd.html[15] 周文业著：《〈红楼梦〉版本数字化探讨（上）》，第170页。[16] 周文业著：《〈红楼梦〉版本数字化探讨（上）》，第171页。[17] 周文业著：《〈红楼梦〉版本数字化探讨（上）》，第336页。[18] 参见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探讨材料全编》，第221—242页。[19] 梁归智：《往来微信研红趣——甲戌本〈红楼梦〉“附条”难题探讨的全新动态》，参见“冷泉子”新浪微博（发表时间2016年6月2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3ab1aa0101dm0r.html[20] 周文业著：《<红楼梦>版本数字化探讨（上）》，第309页。[21] 项旋：《美国国会图书馆摄甲戌本缩微胶卷所见附条批语考论》，第12页。[22] 参见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第一版，第461页。[23] 退一步说，假如此“附条”却非甲戌本本来全部，系周氏昆仲“附骥”，那末周氏却又在《红楼梦新证》中郑重公布，甚而以为它便是脂批，则其心殊不可测。自然，如“附条”系周氏故意夹带之私货，于是再三重申，亦可说通。因周氏曾有“曹雪芹佚诗案”、“爽秋楼歌句案”、“木兰花慢疑案”等累案重重，其学品值得存疑。[24] 项旋：《美国国会图书馆摄甲戌本缩微胶卷所见附条批语考论》，第18页。[25] 吴佩林：《甲戌本〈石头记〉首页：胡适撕去了谁的印章》，原载《济南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26卷，第4页。在周氏录副本“凡例”页正上方，今存周汝昌注记：“括弧表本来误字，下仿此。玉言识于成都，壬辰初秋。亦表别体，以存本来之真，又识。”对比录副本上的文字，确如周汝昌所注，如点睛(晴) 、簿籍(薄藉)。[26] 沈治钧：《真假红学三谈》，原载《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4辑，第46页。[27] 己卯本卷前有陶洙于己丑（1949)所写的“题记”，具体推荐其抄补批语概况：“凡庚本全部之评批注语，悉用砂笔依样过录。……（补抄甲戌本）全部异同处及眉评旁批夹注，皆用蓝笔校录。……与庚本同者，以○为别；遇有字数过多没有隙可写者，则另纸照录，附装于前，以清眉目。”参见《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己卯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第1页。[28] 项旋：《美国国会图书馆摄甲戌本缩微胶卷所见附条批语考论》，第15—16页。[29] 项旋《〈红楼梦〉程高本纸厂印记考辨》，《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6辑，第30页。[30] 周祜昌手稿字体来自于《咱与胡适男士》一书前彩图和书内插图，参见周汝昌著：《咱与胡适男士》，漓江出版社2005第一版，第30、91页。[31] 梁归智：《庚寅本《石头记》的发觉与探讨》，参见“冷泉子”新浪博客（发表时间2012年10月13日）：http://blog.sina.com.cn/s/blog_663ab1aa01019bs1.htm[32] 五四以后，胡适提倡白话文学，在文化教导界名声显赫。有些人说起他时便常称为“咱的友人胡适之”。鲁迅在《文摊秘诀十条》一文中第二条云：“须多谈胡适之之流，但上面应加‘咱的友人’四字，但仍须讥笑他几句。”参见1933年3月20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孺牛”。鲁迅与胡适交恶后顺便调侃一下，虽没有特别仔细，但也显露那时学界“傍土豪”之风。[33] 对于罗尔纲1934年左右以前手甲戌本《石头记》的记载，见于魏绍昌《亚东本<红楼梦>摭谈》一文脚注：“据汪原放说，胡适曾要罗尔纲（罗早年在北大求学时期，寄住在北平胡宅，做过胡适的秘书事业）手抄过一部《石头记》残稿本，……此抄本或许便是残存十六回的“甲戌本”，也未可知。姑志于此，待向罗尔纲男士请教。”参见魏绍昌著：《<红楼梦>版本小考》，华夏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第34页。[34] 参见梅节《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以甲戌本的借阅、录副和归还为中心》，第392页。陈梦家、张伯驹曾从周氏之手借阅胡适甲戌本本来之说，为梅节首倡，然该文却未披露详细信源。笔者驰函千里请教，梅老于2016年6月2日告知：“这一消息是当年燕京大学同窗说的。”[35] 参见苗怀明著：《风起红楼》，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一版，第162页。[36] 提请读者注意另一旁证，周氏致函胡适也用“这样的……这样的……”程式化言语，例如1948年10月23日周氏致函胡适，即有“咱有了男士这样的师友，又有这样（的）知己弟兄”云云。周汝昌在信中向胡适推荐哥哥周祜昌的困顿经验，并向胡适极力举荐周祜昌的《抄后记》，此中苦心可与甲戌本的“附条”对看。[37] 若周氏录副本“附条”与缩微本“附条”字迹相绝对，则可判定必系周家人所为，由于同一时间过手甲戌本及周氏录副本者必属周家人。而细观周氏副本上已有三人手迹：周氏昆仲抄写并作题跋，而封面则为其父周景颐（号幼章）题签。据称周景颐笔致敷畅遒利，“书法的名气不小，……功底是欧楷，笔墨扎实之极，接下来习行书，则认上了东坡。……他最晚期的字是学赵子昂的《织图诗》草书墨迹，不过喜其草法简古……。”参见周汝昌著：《红楼没有限情：周汝昌自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况且，老者仿佛更契合缩微本“附条”字体圆熟的作风。另据周伦玲显露，周氏录副本上“附条”笔迹不像周氏昆仲平时写字的作风；而梁归智见到录副本“附条”照片后，亦显示其“尽量模仿原抄本”，但以为非“写”附条却是“抄”附条，存疑。[38] 沈治钧《真假红学三谈》，第48页。[39] 上博现有《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本曾留住多人题跋，对此雪鸿之迹景象，无妨名之曰“后人附骥”。关于不同人在甲戌本上的题跋，胡适在不同一时间期采用了不同做法，引人深思。对于胡适、周氏交往关连抉微之作，前有前辈梅节男士撰写《周汝昌、胡适“师友交谊”抉隐——以甲戌本的借阅、录副和归还为中心》一篇，为倒周扛鼎之作；近有红友吴佩林教授承其馀绪，又有拓展，可参见氏著《甲戌本〈石头记〉首页：胡适撕去了谁的印章》一文。吴文根据录副本首叶并没有胡适之两方印章而推测，在周氏过录此前，甲戌本仅被撕去一角较早藏家的印章；及至周氏过录之时，周汝昌擅自在甲戌本的首叶右下钤上两方“顨父”章，并在第一本末的第四回后题跋数语。可行料想，胡适发觉后，便会撕去甲戌本首叶带有周氏印章的“一块纸”，而在文中隐约交代撕去的是“最终收藏人的印章”。 据查，美国缩微本此叶情况同于影印本面貌，即有补字和“胡适之”章。因而，此处字纸如确为胡适撕去，则可能在1948年12月周氏还书时至1950年4月拍摄缩微本时间内所为。[40] 本文相关美国哥大图书馆缩微胶卷之细节核实事业，由在美国访学的红友项旋博士代劳，特此致谢。[41] 参见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探讨材料全编》，第368页。1959年11月11日胡适致函《与王梦欧书》云：“承男士送咱一部《庚辰年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非常感谢。……前年（1957）咱在林语堂男士家中看见这部影印本，就想托人买一部，但于今还无买。”[42] 胡适援引涉红材料曾不止一次移花接木，参见本书《〈红楼梦〉版本“二元论”诠考——以第五回“悲金悼玉”与第二十二回宝黛钗谜诗为中心》。再如，胡适在《考证〈红楼梦〉的新资料》一文中描画的“戚本”，与现有的四种版本“戚本”比较，在夹评回目、总评回目抄手概况等三方面都有出入，“咱们可行确信地说，胡适所指‘戚本’一律非是现有戚本。”参见王雨容：《胡适所指“戚本”究竟为什么版本》，原载《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6辑，第44页。[43] 此章“顨父”还显露在周氏甲戌录副本前题诗《君度录雪芹真书成，题卷首二律句》首行下、“雁黼”署名旁。“父”，同“甫”。“顨”，乃“巽”字篆书变体，据《周易·巽卦》：“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周氏似谓坎坷人生因遇见大人（胡适）。又，巽，从二巳、从共，本义（一同）协助、（合共）翼辅之意，周氏似暗指昆仲联袂共襄录副本盛举，又与“雁黼”之“雁”字含义相契合。[44] 参见周汝昌著：《咱与胡适男士》，第120页。[45] 参见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探讨材料全编》，第328页。宋广波以为，由于甲戌本胡适最前一条“题记”写在刘铨福同叶，是以无删去。笔者以为，那时影印本确有局部删去技艺，如胡适果真想删除殆尽，当然可行删去本人的悉数踪迹，是以甲戌本撕去“附条”后仍残留“予若”二字，但已在影印本上彻底清算。胡适题记仍影印出去，或者胡适以示本人经手之痕也。[46] 参见宋广波编校注释：《胡适红学探讨材料全编》，第416页。[47] 参见宋广波编：《胡适批红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版，第480页。[48] 在美国缩微本上，青士、椿馀、刘铨福三人题跋及叶眉胡适的一条批注均没有存，即缩微本上胡适之四条题跋删去一条，仅留存三条。此留存难题，值得思考。项旋以为，“扫描时漏掉的可能性大”，而周氏“谨识”十足可行不扫描，结果却扫描了，“讲明（遗漏俞氏题跋）非是故意的”；沈治钧也持此说。笔者以为，将此难题推诿给制作工人鲁莽灭裂，较难服人。由于形格势禁，即使是事业人士疏漏了，胡适在收到缩微本后势必阅看并请求添补的。何况，胡适后来将自藏的一套赠予林语堂时怎可不讲明缺失难题？对此，胡适日记全无记载，而林语堂也无说起。[49] 周汝昌曾对俞平伯在甲戌本上的题跋表明极度不满。1948年9月19日，周氏致函胡适云：“男士平心而论，俞跋见地，比咱如何？俞跋文字，比咱如何？他的外表篇幅虽小，但也却非简洁精采，若再论文字，不仅男士的严格批评下，交代不下来，便是拿到作文班上，教员还不能‘文不加点’。请男士恕咱放肆，唐突领先进步。”[50] 胡适身上的学术光环和人脉声望，在学界人人称道。胡适自说缩微本一共三套，区别曾送王际真、林语堂和哥大图书馆各一套，但本来有误。据制作清单和沈治钧查考，美国国会图书馆总计拍摄五套，参见沈治钧：《真迹曾传可辨明——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缩微胶卷述要》，原载2018年12月24日《光明日报》第13版。[51] 沈治钧：《真假红学三谈》，第4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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