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衍文（1920-2021） 2021年8月17日晚，古典文学探讨行家、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刘衍文男士因病逝世，享年一百零一岁。刘衍文，1920年生，浙江省龙游县人。少年时受日寇侵扰而失学，在逆境中刻苦自学，于东南各大报刊发表文字。曾受知于著名学者、浙江省通志馆馆长余绍宋，得入馆任职，编辑馆刊，撰写艺文目录提要。后长久从事文论教学与探讨，讲授“文学概论”“古代文论”“华夏文学史”“清诗探讨”“文学鉴赏论”“《文心雕龙》探讨”等课程。著有《雕虫诗话》（1946）《文学概论》（1957）《寄庐杂笔》（2000）《寄庐茶座》（2004），编有《华夏古代文学》（1988）《华夏文坛掌故事典》（1993）《现代作家书信集珍》（1999）等。与长子刘永翔教授合著有《文学的艺术》（1985）《古典文学鉴赏论》（1991，1995）《袁枚〈续诗品〉详注》（1993）等。刘衍文男士自2012年7月起在《上海书评》开设“寄庐志疑”专栏，至2017年3月25日发表了最终一篇。他在《“不从糟粕，安得精英”——寄庐志疑·引言》中说，“咱在现实中遇到过好些不易解答的事，早就想在不业余著述告一段落后志其所疑”，“现在咱所陈述的，多半不行用现代常识解释，少数能解释，但不一定得其正解，均有待于以后高明者解之”。现重刊《命运是否预知和改变——寄庐志疑·命理丛谈（一）》一文（载2013年5月12日出版的第二百三十二期《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纪念刘男士。刘衍文男士 人的命运是注定的吗？假如谜底是确信的，那末能够预知吗？放眼宇宙，宏观全球仿佛是宿命的、注定的，能够掐指而算，咱们从星球此刻的位子可行预告他们将会到达哪里。但微观全球却有所谓的“不确定原理”，动量和位子、能量等均不行同一时间测准。那末咱们人呢？人介乎宏观与微观之中，其命运到底是可测仍是不可测的呢？难题是繁杂的。人的命运，有时可行逆料，有时却不可。言其可料，西哲尝云：“性格便是命运。”此话具备局部的真理性，华夏古人早就依据性格来推测人的命运了。比如：战国时，盆成括出仕齐国，孟子听到这种信息，就说：“死矣盆成括！”后来盆成括果然被杀，孟子的门人就问老师：“夫子何以知其将见杀？”曰：“其为人也小有才，未闻君子之大道也，则足以杀其躯罢了矣。”（《孟子·尽心下》）三国时，隐士孙登就对嵇康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至今之世矣！”后来嵇康果然为司马昭所杀（《晋书·孙登传》）。本来，除了性格的要素以外，二人的悲剧性结局尚与言论自由度与刑法相关，这倒没有对于专制仍是民主，由于即便在民主制度下，依旧有屈死之魂，苏格拉底便是一种例子，要害在于有无有刑律的宽松和对言论的宽容。说得再周全一丝，应当是时期、遭际、性格和教养的合力形成了一种人的命运。《三国演义》里有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却足以讲明难题。赤壁之战，曹操战败逃归，诸葛亮算出他势必要走华容道，派关羽去把守。由于“夜观乾象，操贼未合身亡。留这人情，教云长做了，亦是美事”。命令下达后，关羽不禁疑虑：“若曹操不从那条路面上来，如何？”诸葛亮教他“可于华容小路高山之处，堆积柴草，放起一把火烟，引曹操来”。关羽愈加不解，问：“曹操望见烟，知有埋伏，如何肯来？”诸葛亮笑道：“岂不闻兵法‘虚虚实实’之论？操虽能用兵，只此可行瞒过他也。他见烟起，将谓虚张声势，势必投这条路来。”（第四十九回）结果正如诸葛亮所料：正行时，军士禀曰：“前面有两条路，请问丞相从那条路去？”操问：“那条路近？”军士曰：“大路稍平，却远五十馀里。小路投华容道，却近五十馀里；不过地窄路险，坑坎难行。”操令人上山观望，回报：“小路山边有数处烟起；大路并没有动静。”操教前军便走华容道小路。诸将曰：“烽烟起处，必有军马，何故反走这条路？”操曰：“岂不闻兵书有云：‘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诸葛亮多谋，故让人于山僻烧烟，使咱军不敢从这条山路走，他却伏兵于大路等着。吾料已定，偏不教中他计！”诸将皆曰：“丞相妙算，人不可及。”遂勒兵走华容道。在三岔街口，曹操分明有两种抉择，一条“并没有动静”的大路，一条“数处烟起”的小道，但曹操的性格、经历、修养和见识，这一切都“怂恿”和“诱使”他弃“阳关”而取“羊肠”。是的，前面的确横着两条公路，但对曹操来讲，只存留着一条。即便前有岔道多多，他的抉择也并没有二致。当咱们在人生的歧路面上仿佛面对抉择时，实质上却别没有抉择，咱们的性格、经历、修养和见识把咱们推向冥冥中早已注定的公路。杨朱见歧路而泣，“为其可行南、可行北”（《淮南子·说林训》），但他终归总要踏上一条公路，而这条公路确信是依据他“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宗旨选定的。青年刘衍文 授课中的刘衍文 会议中的刘衍文 刘衍文男士 只是，尽管可行从时期、遭际、性格和教养大致推测一种人的命运，但少许傥来的祸福并非预想所及。《庄子·达生》记了两私人的遭遇：一种是鲁国的单豹，他善于养生，“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一种是张毅，不论对阔人仍是穷汉，他都乐于交往，活脱一种“好好男士”！但“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飞来横祸和突发疾病，皆是它们本人或旁观者事先意想不到的。正由于人智之所不行料者太多，因而大家便乞灵于术数。最早的前知之术当是占卜，用以预测将来之事的吉凶祸福，此术就我们国家来讲至迟在商代曾经显露，用的是甲骨，称之为“卜”；到周代演变成用蓍草，称之为“筮”。后世嫌其不验，迭有创新，大六壬、奇门遁甲、太乙数三式应运而生，以满足大家预知未来的须要，今天犹盛行于世。推测私人命运的术数，则有春秋时期“发明”的相术，依据的是人的容貌和骨格。至于根据人的生辰来推算穷通的术数，最重要的有两种，一个是五星之术，一个是子平之术。前者大约起于后汉，王充《论衡·命义》中曾有说起。苏东坡尝言：“退之（韩愈）磨蝎为身宫，而仆乃以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东坡志林》卷一）谈的当是五星之术的推算。宋代方起的紫微斗数似为五星术的别支分派，今台湾操其术者甚多。后者则显露较晚，大约滥觞于南北朝，《北齐书·方技传》有术士魏宁以人出生年月推算禄命的记载；进行于唐代，韩愈《唐故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记李虚中“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老练于五代，据《四库》馆臣所考，以人所生年月日时的干支（亦作“幹枝”，年月日时各有干支，合成“八字”，或称“四柱”）来推算命运，起于其时的徐子平。“子平之术”且后来居上，于今内地、港澳和台湾地域，街头巷尾，特别在寺庙门前，常有人以此术招徕顾客。港澳和台则公布行术，内地则屡禁不止。咱少时好奇，亦曾加以研习。刘衍文全家 刘衍文、刘永翔父子 钱锺书致刘衍文书 先秦诸子中，唯有墨子明诏大号不信宿命，撰有《非命》三篇，但并未作学理上的批驳，不过从功利的方位出发，以为人信命后就会一切委之命运，不复努力（唐代韩愈攘斥佛老，也从功利着眼，辩论形式颇为类似）。本来墨翟男士未免多虑，不管学派仍是私人，信奉宿命论其实不会妨碍其奋发有为和踊跃进取。除墨家外，诸子百家大致都信天命，有信任命运不可移易的，也有信任命运能够改变的。孔子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宪问》）子夏则曾引“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语来劝慰他人，有人说这话便是他从孔子那边听来的（《论语·颜渊》）。庄子也赞成人生有命，其《大宗师》篇假托子桑之言曰：“吾思夫使咱至此极者而弗得也，父母岂欲吾贫哉！天没有私覆，地没有私载，天地岂私贫咱哉！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则至此极者，命也。”《列子·力命》则假托“力”与“命”的对话，否定了“力”的效用，将寿夭、穷达、贵贱、贫富都归因于“命”，而“命”也只能顺其当然，无予夺之权。《列子》是晋代的伪书，而其先则东汉的王充,其后则梁代的刘孝标，都秉持统一看法，也便是说，赞成命运是全部力量都没有办法改变的。王充《论衡·命禄篇》云：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寿夭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圣贤及下愚，凡有首目之类、含血之属，莫不有命。命当贫贱，虽富贵之，犹涉隐患矣；命当富贵，虽贫贱之，犹逢福善矣。刘孝标《辨命论》云：化而不易则谓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于冥兆，终然不变。鬼神莫能预，圣哲不行谋。触山之力没有以抗，倒日之诚弗能感。短则不可缓之于寸阴，长则不可急之于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难免。（《文选》卷五四）孟子则其实不抹煞人的努力，虽曾感概道：“难道命也，顺受其正。”但继续又说：“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危墙）以下。”（《孟子·尽心上》）主张命运尚可由人本人予以调度。荀子提倡“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则更突显出主体性的豪迈。《周易·文言》则明言：“积善之家必有馀庆，积不善之家必有馀殃。”虽似描画之言，却向大家暗示了一条改变命运的门径。常人则常常将顺利归功于本人的能力，将困顿归咎于命运的不公。这类心思，与将成功归因于本人的智商和努力，不感激他人的提携和帮助；将不成功归咎于他人的压制和阻挠，而不检讨本人的误判与蛮干，其逻辑是十足绝对的。项羽信任本人的拔山之力、盖世之气，年青时见到秦始皇出巡的盛况，忍不住野心勃勃地说：“彼可取而代也！”待至兵败乌江，却对部下自咱辩护说：“天亡咱，非战之罪也。”咱想他在巨鹿之战以后、灭秦入关之时，必定顾盼自雄，绝不会讲出“此天佑咱，非咱之能也”这样的话来。但大诗人白居易则否则，他把本人的成功也看成命运的眷顾。在《与杨虞卿书》中，他说：凡人情，通达则谓由人，穷塞而后信命，仆则否则。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琐劣之艺，与敏手利足者齐驱, 岂合有所获哉？然则求名而得名, 求禄而得禄，人皆认为能，仆独认为命。命通则事偶，事偶则幸来。幸之来尚归之于命，不幸之来也, 舍命复何归哉? 是以上不怨天, 下不尤人者，实如许也。（《白氏长庆集》卷四四）只是，一种活生生的人，自觉有“主观能动性”，总不甘心于听从命运的摆布，但奋斗的结果又常常让人没有期望，面临茫茫前路，心下未免惘然，不知何处可行致力。佛教传入今后，大家仿佛寻到了期望，印度的因果报应之谈与华夏固有的福善祸淫之说一拍即合，显露了众多行善而得善果、作恶而获恶报的故事。因而就有人想出了施恩望报、行善求福的“改命”之法。明代的袁了凡（1533-1606），少年时碰到一位孔姓老人，算其终生：县考童生，当十四名；府考七十一名，提学考第九名。明年赴考，三处名数皆合。复为卜终身休咎，言：某年考第几名，某年当补廪，某年当贡，贡后某年，当选四川一大尹，在任三年半，即宜告归。五十三岁八月十四日丑时，当终归正寝，惜没有子。余备录而谨记之。自此今后，凡遇考校，其名数先后，皆不出孔公所悬定者。独算余食廪米九十一石五斗当出贡；及食米七十一石，屠宗师即批准补贡，余窃疑之。后果为署印杨公所驳，直至丁卯年(1567年)，殷秋溟宗师见余场中备卷，叹曰：“五策，即五篇奏议也，岂可使博洽淹贯之儒，老于窗下乎！”遂依县申文准贡，连前食米计之，实九十一石五斗也。余因而益信进退有命，迟速有时，澹然没有求矣。袁氏本筹算就这样听天由命了，后来却碰到云谷禅师，禅师教他填“功过格”，“令所行之事，逐日备案；善则记数，恶则退除”，待三千善行圆满，果然命运改变，没有子而得子，没有寿而得寿，没有科第而得科第，孔老对他后半生的推算不准了！有人讽刺袁了凡那么做，是“与天地鬼神为市（做业务）”，行善是为了使本人收获。此言未免刻薄。记得《红楼梦》十五回王熙凤对铁槛寺老尼说：“你是素日晓得咱的，从来不信甚么是阴司地狱报应的，凭是甚么事，咱说要行就行。你叫他拿三千银子来，咱就替他出这口气。”一种家族妇女，却道出了古今多少贪官污吏的心声，读之真觉毛骨悚然！一种为收获而行善，一种为收获而作恶，对照下去，孰是孰非，孰当效法而孰当为戒，明理者自能知之。了凡男士的这类做法，比起“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精神当然望尘莫及，但对提升私人修养、营造和谐社会仍是不没有裨益的。只是，为善作恶是否改变命运，在科学上是得不到认证的，由于咱们不行让一种人活上两遍以作对比；在历史上也找不到实例，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里早已对“天道没有亲，常与善人”之说提议怀疑了。刘衍文著《文学概论》（1957） 刘衍文著《寄庐杂笔》（2000） 刘衍文著《寄庐茶座》（2004） 刘衍文、刘永翔著《文学的艺术》（1985） 刘衍文、刘永翔著《古典文学鉴赏论》（1995） 术数中却有专事改变命运的一个，那便是堪舆之术（通俗称呼看风水）。此术以为住房（阳宅）和坟地（阴宅）都会作用人的命运，依其术加以拣择或改装，不必行善，也可行趋吉避凶、家道兴旺。现在港澳台之人对此术甚为信从，大陆受唯物主义教导已久，原本早已唾弃此术，然随着交往的增多，营宅葬亲，亦有公然请风水男士为上客者。这方面尤以实业家为甚，企业选址、开张择日，没有不延请术士。面临没有常的商海，它们显得多么不自信呀！堪舆之术，在其理论基础上，实质曾经否定了宿命论，有现代存留主义者“自咱抉择”的味道（自然这是就另一个意义说的）。纪昀（1724-1805）曾注意到子平之术与堪舆之术之中的矛盾，《阅微草堂笔记》卷八纪录了他与一位擅长术数门生的对话：余尝问以子平家谓命有定，堪舆家谓命可移，究谁为是？对曰：“能得吉地便是命，误葬凶地亦是命，其理一也。”斯言可谓得其通矣。若站在宿命论的立场，这话的确也适合逻辑，终归看得中的房屋或坟地，不一定能购得下去呀！咱常在这样想：其实不是阴宅和阳宅打算了人的命运，却是术者经过两者所处的体积及其形态窥知了主人或其后裔的生存概况，换句话说，便是给住宅或坟地“看相”，推测入居者是何等样人罢了。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五记南宋时有一位人称耿听声的术者，能嗅衣物而知主人的吉凶祸福，道理想来是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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