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史料笔记丛刊·十卷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 按：近日获读上海书店出版社新版《近现代史料笔记丛刊》，共十卷，收笔记三十七种，六千余页，近四百万字，颇见其厚重。此中多数曾翻检，部分曾精读。记忆往昔聚集阅读近代笔记史料之时，已匆匆十余年，这次重拾，如面晤旧雨，难免也生出少许新思。笔记作为一个文体或许史料，在今日看来，大概其实不太为人熟悉。这自然最重要的有两方面的原因。起首是时期的变迁，现今通常民众的生活中，是根本接近不到这样少许文字的（有例外，以后会说起）。相应的，读书人或许学者，又根本没再以这样的形式去写作，不然且不说教职，可能学位都难以得到。是以只存留于往日，现在不太易见，且不太有参照物的东西，了解起来的确不太简单。另一种涉及时间线索而更具备构造性的浮动，在于现代学科的造成后，割裂了惯例的书目学术体制，不同内容的笔记会被分割分到各个现代学科中。之前讲到的少许例外，最重要的便是被纳入文学范畴的少许笔记，以三言二拍、《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等为代表的，也许顶着“文学名著”的招牌，也许选编入语文教科书，在平凡人里有着必定数量的阅读者，自然这点阅读者很可能还不明白此类书籍的笔记属性。其次，源于其本身特色，笔记的面目原本还不那末清楚，在今人看来愈是如许。从方式上来讲，笔记无诗词曲赋的格律节制，也无章回小说等专题上的连贯，更不似公文因涉及详细事务而有相应的过程规范。从内容上来讲，笔记又显得包罗万象。即使从最容易的“望文生义”字面意思来了解，笔记也是相比不亲近读者的。就拿当代的几套笔记丛书的命名来看，或如上海书店社这套称之“史料笔记”，或又有称之“笔记史料”，还有别种方式相类者，或称之“笔记小说”，或干脆称之“笔记”皆有。至于每种的名称，则愈是各式斋号加上“笔记”“札记”，乃至“丛脞”“脞录”“摭忆”等现代汉语中不太显露的词汇，不容易让读者预判此中的内容，简单发生疏离感。比较以下，某某日记、文集、往来书信或许公文、报刊就相比简单一目了然，虽然此刻电报曾经不复存留，将来报刊等可能也有一样的命运。正由于如许，笔记作为文体，根本上在大众的视野中消失，而作为史料，依据本身的经验，不少历史不业余科班出身的本科生甚而硕士生都闻之茫然。笔记一体，依据来新夏的看法“始于汉魏，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正如他所言，笔记显露在汉魏，那时不论从字义仍是文体来讲都算方兴未艾。从一最初，笔记大抵就具备了“散”和“杂”的特性，在成为一类此前，“笔记”一词即显示与诗赋相对之没有格律文字。若今后世的四部分类法看，笔记则较近于子部文件（此处承同事罗琴教授提醒），抛开关于先秦诸子的固有感官，《吕氏春秋》之类篇幅较旧的书籍与后来的笔记观之相差没有几。以今天的准则来看，两汉魏晋之中，相似《十洲记》《搜神记》之类的志怪笔记和《世说新语》之类可作为史料笔记的文件曾经显露。至于唐宋明清，则笔记蔚为大观，内容上也千差万别，或可谓包罗万象。自然，从广义上来说，少许今日被视作学术札记的著作，或也能包纳进笔记之间，这点札记相较而言，不论是内容仍是条目都更有条理和统系。虽然笔记一体包罗万象，但可能正由于此，既“散”又“杂”，且从其起源来看，即与志怪和传说脱不开干系，故而当笔记作为一个史料的时刻，常常和所谓“稗官野史”联系在一同，被看做等级相比低的史料，可靠性不太高。以至于有些入门者，被告诫或自觉地不太敢用其发展讲明剖析，害怕本人的文章一朝运用这点资料，就被以为是段位相比低者，本来大可不必。由于笔记中大批神秘主义或因果报应的内容，在今人观之，切实可能不具备实是上的真正性，只是倒是也有思想史层次或人心层次的真正性，可发掘之处十分丰富，此处不赘。即使抛开这点阴阳五行、往生轮回的部分，笔记所载“故事”的真正性也常被怀疑，这可能是缘于对笔记内容多为“道听途说”的固有感官。所谓“道听途说”，自然多指市井故事、坊间传言，但若细究之，何人所说，闻于何道，恐怕却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难题。感官中，清代不少今日看来带有志怪色彩的笔记故事，作者叙述完结后，常在会有这样一种表明：这是听某某所说，某某一生谨慎，故而大抵不虚云云。这样的表明讲明，少许作者在讲述完光怪陆离或匪夷所思的故事以后，是会有意识地去推荐故事消息来自，即前谓听道上何人所说，况且为了增添故事的可信度，要将此人说得十分诚实严谨。笔者无专门探讨，不知这样的表明能否与清代朴学的征实作风有必定关连。只是此类概况的确可行引导出进一步的思考，即不容易将“道听途说”视为一个否定性的标签，而去深究笔记究竟如何“道听”，这实与历史学中一种要紧命题暗合，即史源。史源一学，大成于陈援庵，可能更多地重申从历史文件出发，寻觅某一段资料或许叙述的“史源”及流衍浮动进程。假如能拓宽思路，是可行带着这样的意识和感性，去上溯笔记的内容来自。一方面，近代笔记史料的数量差不多巨大，互相之中常在有“借鉴”之处，这自然是相比挨近以文件对读求“史源”的固有作法。另一方面，不少笔记所载内容是唯一份的，其实不能从其它文件寻得线索。因而，讲究乃至推断其消息来自和传达形式，或能对其可靠性难题有最新认识和更细致的判断。春秋公羊学中有着著名的“三世说”，其源即《公羊传》中显露的“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一句。后董仲舒将此“见、闻、传闻”作为三等不同的时期，去平分《春秋》。今后从东汉何休到清末康有为，“三世说”通过多番演绎，与治乱及各式社会性质勾连，读者必不陌生。若单单以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作为时段划分的话，可行发觉，这所以孔子作为参照标的作出的。容易来讲便是孔子“作《春秋》”（《 孟子》语），书中最终的部分正是其所生活的时期，为所见世；再往前则是未见而有所闻，为所闻世；最早的部分则唯有传闻流播，为所传闻世。假如不考量高奥的经学大义，回到此前关于笔记“道听”难题的讲究上，所见、所闻、所传闻正可行被借鉴为史料史源判断的一个准则。约略判断之：同光人写同光事，某地人写某地事，某衙门人写某衙门事，大抵可行被视为“所见世”；同光人写道咸事，某地人写邻地事，京中人写宫中事，又可被看成“所闻世”；至于同光人写康乾事，又有天南海北、漫没有边际者，或只能当作“所传闻世”了。自然，正如前述，清代最初不少笔记中也会给出信息来自，或曰亲历目睹，或曰闻自某某，或曰据传乃至不言信息所自。相对而言，这三世的可靠性是依次递减的。“所见世”，最佳了解，最重要的即笔记作者的亲身经验、观感。例如《近现代史料笔记丛刊·一》收入金梁撰《光宣小记》即可佐证。庚子之变后，由于《辛丑条约》的所谓“惩办”条例，京师不行举行科举考试，就把原来在京举办的会试转到河南开封贡院。金梁亲历此事，前往开封考试，其《光宣小记》中记述这一次考试并拜谒房师、座师时的言谈，大抵可作为该年会试的“所见世”材料，亦可作为房师、座师的人物侧写运用。何况，金梁自述《光宣小记》是“检旧篋得昔年日记数册”择录而成，则更讲明其来有本。有些笔记不一定是纪录一人一事，却是作者关于其所生活时期的景象描绘或总结感悟。例如汪康年在《汪穰卿笔记》（见《近现代史料笔记丛刊·七》）中曾谓：记者喜以“拿破仑不畏三千枝毛瑟枪，但畏一纸日报”之言沾沾自喜，而实质上基本无此成果，仅仅差不多于竹杠一杆（吴语中敲竹杠即敲诈讹钱之意）。汪康年本人便是报人，如许剧烈言辞想必是对报界少许同仁所作所为较为没有期望，即使带有有怒其不争的夸大，却同一时间也能声明上述所谓拿翁言论在当日的盛行。汪康年（1860年1月25日-1911年11月4日） 《汪康年师友书札（1-4）》上海图书馆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出版 “所闻世”，最重要的是指笔记所述内容有着准确的信息来自，而此来自当为亲历亲见者，“道听”只隔了一层，而说者又有切身体会和观看，相对来讲也相比简单对可靠性有所判断。例如《梦蕉亭杂记》的作者陈夔龙，本是荣禄的心腹，后又攀上庆亲王，笔记多有荣禄亲口告知的同光间朝局内情和大臣倾轧之事。自然荣禄作为亲历者，又与陈关连亲密，能较为具体地告知内情，消息来自相比干脆，但同一时间也存留言者有抉择性地说和听者为尊者讳地记的概况。此时就须要少许其它资料来佐证这点事宜，或许依据陈夔龙的表述来判断。陈氏全体仍是一种相比谨慎的人，是以有些故事其实不直说人名，却是用相似“南中某侍郎”之类代称，虽然须辨明此究竟为什么人，可是却也讲明其充分考量到了作用，事宜自身也许更为可靠。与之相仿，《古红梅阁笔记》（《近现代史料笔记丛刊·二》）的作者张一麐，曾长久作为袁世凯幕僚，袁对其也较为器重，是以笔记所载袁世凯所言，可能也相比可靠。陈夔龙（1857年—1948年） 张一麐（1867一1943） 《古红梅阁笔记》上海书店辑自民国期刊《人文月刊》于1998年出版，本次与张一麐《五十年来国事丛谈》合刊收入《近现代史料笔记丛刊·二》 “所传闻世”，相对而言概况相比繁杂，况且多数笔记内容可能就隶属此类。或许不写消息来自，或许不知是经多少口舌的坊间流言，又或许东拼西凑，为了迷惑眼球故作惊人语。在阅读笔记的进程中，大抵会发觉，有些作者或者小说家之流，或者边缘报人，赫然无甚么太多的信息来自，但提起宫闱秘事或朝堂内情，常常如身临其境，描摹似惟妙惟肖，细至一举一动皆纪录在案者。这样的笔记可能就与所述之事无多大关连了，只能反应某小说家某报人喜爱那么写，而此等写法又受市面子上的读者欢迎，成为一个社会心态史的资料了。自然，另一个笔记，虽说从干脆的信息来自而言，也算是几手传闻，但作者常常接近了大批的相干史料，甚而有些笔记曾经具备必定的探讨性。此中最著名者大概便是陈寅恪都称赞不已的《花随人圣庵摭忆》，当然不行以“所传闻世”框限之。《花随人圣庵摭忆》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出版 笔记一个，“散”“杂”而包罗万象，事实探讨历史的绝佳材料宝库。自然，如何研判和应用此中所载，概况也反常繁杂，绝非有几条容易的准则和则例可行尽述，而须逐条考声明辨。此处想讲的不过，千万不需要由于笔记“道听途说”的属性而一概否定之，而恰好应当从“道听”难题入手，增添一个辨析笔记史料的方位和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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