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时于今日，日记渐渐成为热门的出版景象、耐人寻味的阅读风景。清代日记、民国日记因蕴藏丰富的消息，不但得到学界强烈关心，也深受平凡读者喜欢。日记包涵的历史细节和生活琐事，常常让读者为之着迷，得到愉悦。大家愈想把往日看得越明白，就愈发把日记瞧得越用心。“微观”因此成为考察日记的平常视角，研读日记的根本方法，于是也是本专栏一系列文章的基调。为致敬《清史探微》和《国史探微》，本专栏特命名为“日记探微”，试图使人在享受日记阅读趣味和充分发掘日记价格之余，寻觅有意指的资料，提炼有价格的难题，也一并研究符合研读华夏日记的有用法子。傅雷家书1955年5月8、9日提到：“为了便于查对有没遗失，来信可编号。截止四月三十日。你寄回来的，一共十三封，照此数目顺着编下来，下回来信写上一种号数。如果在此时期已有一封或两封信寄回家，则今后来信理当写十五或十六号。本人的小簿子上，也该把收发的信及包含等等备案（月、日及信的号码）。”傅雷提醒儿子对书信发展编号，却非偶然的创新，却是植根于久远的惯例。华夏是书信大国，为书信发展编号在华夏有悠久的惯例。造成于明代、极盛于清代的书信编号技艺在民国今后仍有作用。翁心存《知止斋日记》道光十三年十二月十三日、十四日所载书信编号 当咱们追溯这项技艺的起源时，理当将眼光聚集在清代。虽然徐光启的家书揭示书信编号在明代万历年间曾经较为老练，但对于书信编号的大批记载，仍最重要的保留在清代。阅读清人日记，常在能见到相似“发庚字第三号信”、“得京字一号书”、“接顺字四号书”等等字眼。林则徐、李星沅、翁心存、王文韶、翁同龢、郭嵩焘、顾文彬、孙毓汶、江标、王承传、姚永概、潘钟瑞、廖寿恒、孟森、林一厂、贺葆真、郑孝胥、张元济、王振声、林骏、符璋、邓华熙、翁曾翰、刘绍宽等人日记中，均有差不多多此类记载。这点与书信相关的文字，是清人对书信的有意编号。得益于强盛的书信文化，清代人渐渐进行并老练运用一系列书信编号的准则，以因应平常生活中大范围的书信往来。书信编号有其准则和特殊底蕴，本文以日记为资料和伎俩，关照书信的外部全球，试图揭示书信编号技艺的原理和意义，继而在书信视野中凸显日记的特点。一、清代书信编号的利用情景书信编号在清代社会中有着广大的利用情景。清代人连续晚明好游之风，仕宦文人常常游踪甚广，而官员频繁迁调，士子、文人大范围的游幕等谋生之旅，催生大批书信，而这类一时一地的外出所发生的书信常常以编号方式表现。清人对书信的编号常常产生在出行旅游途中，或为官、或料理其它事情。一方在旅途，一方则在家中，双方书信往来常发展编号。书信编号常常出于实质须要。大批个人书信的传导常常依赖生熟水平不同的社会关连，以翁心存道光十二年年底至道光十三年年初前往江西任学政所记五封信件，可视这类书信传导的不固定性。翁心存赴江西学政任上的家书传导概况见表：据张剑梳理《翁心存日记》（中华书局，2011年版）。源于道光十三年二月十三日至道光十四年十一月九日日记今不存，仅能统算此五封家书。 翁心存道光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启程，次年正月廿四日抵达南昌。从上表可知，翁心存从京师赴江西南昌任学政，所发五封家书，区别经过五种不同通道传导。在京郊良乡，家书由打更人陈和尚传导；在涿州，则由舆夫传导；至河北河间，经过房师魏茂林（1773-1842今后）转寄；在邹县，则由翁鲁封（字步初）托寄；至于江西南昌，则经过折差胡秀纲寄送。五封家书的传导，经由五种不同的人际关连达成，区别对应初识、雇佣、师生、亲族、职务等关连。可视，对翁心存这样的顶级官员而言，家书传导也缺乏稳定的通道，故而对家书编号，以保证消息传导的有用性，非常必需。此外，源于旅途写信、寄信要求的节制，书信也没有办法以稳固的频率寄出，两封书信之中常常可能间隔较久。在《潘德舆家书》中，可视潘德舆家书多由丁晏送达，但信中潘氏屡次说起信件寄送延迟、丢失的难题。此时，若给书信编号，并记载于日记中，有益于书信作者回忆起上次写信的时间，从而确保书信写作和传导的延续性。书信的形制也须要编号予以区别或整合。清代众多信件皆是须要“子母封”，即某一封信常常包含于其它信封内，这点夹带性质的书信，就须要编号加以区别。何绍基日记咸丰二年十月初一日日记云，“并致庄思白书，为桂说文事，封子愚信内。”咸丰十年五月初二日日记云：“得李介生二十七都寓书，中有子愚一纸。”信件中夹带他人信件，仍是节约邮资的上上之选。道光二十八年，翁同书赴贵州任学政，其父翁心存所寄“贵字元号”家书就包括三函，区别写于九月十日、九月廿四日、九月廿六日三封信，此贵字号信九月廿八日方与寄送他人信件一道发出。另外，不同字号的书信也可一道寄送，如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十三日，翁心存将“贵字第二、第三两号信托子廉转接”给翁同书。此中贵字第二号书作于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廿五日，廿七日准备经天成信局寄送时，航船停运，故耽搁到次年，与道光二十九年正月十二日所作贵字第三号信一同寄送。书信编号有意为之，但有时却非至一地即最初编号。清末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至藏地后方才为家书编号，之前则随时为之。恐怕与入藏后交通不便，担忧信件遗失相关。书信编号通常写于信封上，使收件人一目了然，也有写于信件正文落款。如清末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妻子文佩光绪三十年（1905）写给他的“安字十七号信”落款为“三月初四日二更安字十七号”。清人书信编号多产生在亲密的家人之中发展，家族之外的友朋书札乃至家族中的非焦点成员往来，常常其实不编号。在林则徐（1785-1850）、曾国藩（1811-1872）等人日记中，记载非常丰富的书札往来消息，但仅仅家族成员之中的信件得到编号。这既是古代家文化和五伦亲疏关连的反应，也反应以编号发展书信往来可能须要必定书信的累积。而行旅途中能长久保持通信往来者也平常为家人，长久通信，则书信量大，故须编号梳理。一朝全个公干完毕，这次书信编号也宣布完毕。如苏州人潘钟瑞（1823-1890）《鄂行日记》记载随族兄潘霨（1816-1894）往湖北布政使司衙门任帮办，从四月廿四日给其兄潘茂先（字松生）寄第一封信，日记记载云，“作寄松兄鄂字第一号书”，这类书信编号一直持续到八月十六日，“作致松兄鄂字第十七号书”，数天以后，潘钟瑞乘船返回苏州。八月十九日，抵达上海，此时日记仅记“作一书寄苏”，已没再编号。在全个湖北之行时期，对苏州老家来信，潘钟瑞也发展编号料理，如八月十九日日记记载，“接松兄苏字十二号信”，八月十八日接“松兄第十四号信”。在为期四个月湖北之行，潘钟瑞写了17信给家中，收到家中寄来14号信。应用日记资料，可较为完整揭示书信编号的根本概况，继而剖析书信编号的价格和意义。光绪七年（1881）三月至五月，潘钟瑞回歙县展墓，料理百年来歙县大阜潘氏先人棺木安葬事情，赞助此事的资金来源苏州潘氏家庭，而详细措施则产生在数百里以外的歙县，故此消息沟通显得非常要紧。在为期两个月的路程中，潘钟瑞来往书信概况都载于日记中，日记在此成为书信的索引与线头，而书信也成为串联起这一时段时间的隐秘线索。将潘钟瑞《歙行日记》往来书信概况制成表格，可视书信频率与编号性质。潘钟瑞《歙行日记》所载往来书信纪录表：表据尧育飞梳理《潘钟瑞日记》（凤凰出版社，2019年）整理。 从三月初八日发出第一封信，到五月初二日发出最终一封信，在五十四天时间内，潘钟瑞寄往苏州十一封信，平均五天一封，除去四月底他往游黄山外，大体五天左右发出一封。而从苏州所收信件从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初一日，40天中收到8封信，大致也是五天一封信。苏州所发信件至歙县平均邮递时间在10天左右，考量到这类时间差，若潘钟瑞出差时间较久，则来往通信频次可能越发趋于稳固。这类较为稳固的书信收发概况的显露，受益于清代交通运输的便捷，各地水路路程非常改善，有益于人士和消息畅通。另外，清代书信传导的便利也得益于强盛的邮驿体制。清代邮驿由驿、站、塘、台、所、铺等组成，实现“邮”、“驿”合并，集历朝邮驿体制之大成，虽然原为公务效劳，实则诸多官员和文人均因此传导个人信件。表格中还可视出，潘钟瑞和苏州亲友来信，仅西圃叔（潘遵祁，1808-1892）书信有编号，其它人如潘茂先（松生兄）等其实不编号。书信编号与否，支配性的原因何在？假如认识到潘钟瑞此行目的乃是料理家庭事务，则这类编号举止就不难了解。潘遵祁是苏州大阜潘氏的尊长，仍是潘氏家庭松鳞义庄庄正，料理大阜展墓和安葬族人棺木事情，潘钟瑞是实质执行者，而背后的总指挥则是潘遵祁。因此看来，在诸多家人书信编号中，料理要紧事务的书信领先编号，而其它通常的家事书信则不在编号之列。书信编号显现这一组通信关连在编号者之中的诸多信件中占据非常要紧的位子。书信编号也存留不对等概况，即一方编号，而另一方其实不编号。光绪十年（1884），潘钟瑞族兄潘霨任江西布政使，在苏州老家的潘钟瑞给潘霨写信，均有编号，至潘霨遭人弹劾下台，已编至第二十号。然则，潘霨写给潘钟瑞的信件从来无编号，潘钟瑞也无自行编号。这仿佛表达，对在家且居所固定者而言，书信其实不势必须要编号。此外，也可能表达，潘钟瑞非常重视与潘霨的关连，但潘霨则其实不那末看重潘钟瑞。书信编号的不对等是双方人际关连不对等的直观表现。二、书信编号的形式和价格从日记所载清人书信编号概况来看，清人对书信常在采纳两种编号形式：一个是文字加数字双重编号，另一个则是单纯的数字编号。在两种书信编号中，数字编号根本是顺序排列，从“第一”最初一直至编号完毕，有时则从“一”最初。这类编号形式较为直白，但在有多方通信，或作者为区别时，则常采纳文字加数字发展双重编号。在文字加数字的双重编号中，最重要的的差别在于文字的抉择。这类编号形式的文字差异大略分三种：其一所以收信、发信另一方所在地的简单称呼命名，文字多为地址简写。如上文潘钟瑞编号所用的“鄂”、“苏”等字。道光二十八年，翁同书任贵州学政，与父亲翁心存的往来书信中，编号时均用“贵”字。其二则编号的文字也可从千字文中而来，文字还可行是年号，或者干支纪年中的天干、地支。如林则徐道光十九年作为钦差大臣南下广东主办禁烟事情，书信编号就以“己”字编号。这年正月初三日林则徐抵达江西南昌，日记写道，“封己字第三号家书。”“己”字当取自“己亥”，即以干支纪年的天干字号最初。只是，个体对书信的编号也会因时地浮动而发生差异。道光二十二年（1842）林则徐谪迁新疆伊犁，所写家信仅以数字编号。再如民国癸丑（1913），藏书家王保譿（1890-1937）《溪山小农日记》中发信以天干命名，收信则以地支纪数。其当年九月部分日记载如是：（九月）初四日 早起。午后，录自作诗，点《唐》五页，题《牡丹亭》二绝，接惠农子号信。灯下，阅《燕子笺传奇》。初五日 早起。午后，临帖如常，寄惠农乙号信，点《唐诗》十页。十三日 早起。午后，临帖如常，点诗十五页，寄惠农丙号信并诗。灯下，点十八页。十八日 早起。午后，点《渔洋年谱》，寄惠农丁号信并近作数首。廿三日 早起。午后，临帖如常，点诗六页。至玉舅处，接惠农寅号信。灯下，点诗九页。廿四日 早起。午后，临帖如常，点诗五页。寄惠农戊号信，至钝舅处。天干地支的编号在岁末年终，日记备忘统算时非常方便。如广东香山人黄培芳（1778-1859）《北行日记》卷末载有嘉庆己卯（1819）、庚辰（1820）收发信件概况，此中己卯年从二月廿八日“发京卯第一号家信”至十二月廿三日发“十九号信”，前后完整。次年（庚辰），黄培芳发家信编号即以“辰”字编号。黄培芳《北行日记》所载书信编号，桑兵主编《清代稿抄本》第1册，广东国民出版社，2007年，第244-245页。 其三，尚有少许吉祥话语也被广大运用，用于书信编号。如“安全顺利”等祝福语。如《额勒和布日记》同治九年（1870）七月二十五日交折差“带顺字三号信及亲友禀信”，这边说起家信编号为“顺字三号”。“安全顺利”这样的字眼寓意旅途安全吉祥，常常在行旅中运用，是旅途不安心态的反映。当额勒和布同治九年较为稳固居于盛京，与在京师的家人通信的编号，往来编号均为数字编号，即“x号”家信。自然，这类编号有时也混用，可视书信编号者在此运用较为随便。此外少许书信编号的可能鉴于双方默认的编号，如胡林翼《呈岳母及岳父陶澍之妾》信中说起他曾运用“恩”字发展书信编号。此时，陶澍逝世，其家拟将其灵柩由江宁运送回湖南安化。在此，“恩”字寓意其实不准确，可能表明胡林翼不忘岳父陶澍之恩的意思。少许对书信的标志却非编号，而仅仅是代称。如光绪十年正月初六日至初九日，江标每天日记都记载“写年信”一项，揣其文意，当为写作拜年信。“年信”即拜年信。有的书信编号寓意较为显著，如清末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写给家中信件以“平”字编号，而家中写给凤全的信件则以“安”字编号。在清末西藏事务繁剧而微妙时，凤全往来家书的编号寓意了期望“安全”的祈愿。有的书信编号则表意不明，如江标日记光绪十六年（1890）十一月二十二日最初寄“喜字第一号家书”，十一月二十四日“寄喜字第两次禀”，光绪十七年二月初一日“上喜字第四次禀”，三月初十日“作喜字第五次禀”，四月初八日“寄喜字第七次禀，并稼秋书”。从日记记载看，此一系列从北京寄往苏州老家的信是写给江标母亲的。江标在光绪十六年十一月，携家眷移居京师，或颇感高兴，故以“喜”字命名此一系列书信。然则首次编号的信件前一天，江标还前往吊唁他的恩师潘祖荫，故而也不容易认定江标此时心情愉快。少许用于书信编号的字眼可能来回运用。翁心存道光十二年冬任江西学政，今年十二月十三日发“安字第壹号信”，道光十三年正月廿七日“草安字第五号家书”。次年十一月，江西学政由许乃普（1787-1866）接任，十一月是日翁心存由南昌启行，十一月廿六日晚在安徽灵璧“草安字第一号家信寄两孩童”。可视，“安”字是翁心存为家书编号时较常运用的字眼。另外，在书信编号中，文字加数字发展双重编号，却非全无意义的累赘之举。至少就日前概况看，凡是采纳文字加数字发展双重编号者，常常频繁公干，信件收发量甚大，且多具备文件保留意识。如许一来，这类编号中的文字就具备明显标志效用，方便运用者在复查或梳理信件时快速找出信件，也利于书信归档。在这方面，清代生活的各个范畴都大批使用编号准则。从唐宋以来，对个人物品发展编号已屡看不鲜，清代的书、字画、拓片、书箱等等物品均有各式各类的编号。这类对物品的编号惯例可能作用到书信的编号。另外，个人信件之外，机构对信件治理更为规范。山西晋商票号的经营治理中，最为要紧的即是“书信经营”。何庄《晋商票号文书档案及其治理初探》“编号格式通常为：“×月×日由××致××第××次信”或许“×月×日××带（转）去第××次信”。编号含发文时间、发文者、受文者及书信次数等消息，相似至今天公文的发文字号，具备排序和备查功效，也为延续治理事业提供了要求。”不但发展编号，也对书信发展录副编号。清代文人对书信的编号，是个体面临大批书信的势必举措。料理繁富的书信，使众多清代文人机构化，须独自承受相似商号料理信件的功效。对书信编号体现为是一个有意识的文件制作举止。虽然南宋最初，文人自编书信集即已显露，但清代不少文人自编书信集的普及性和范围，而是上代所不及。如谭献自编的《复堂师友手札》，袁昶也曾“手辑友朋来函, 装潢成册，题曰《停云留迹》”。为书信编号能给编检书信集提供方便，这也许也是书信编号被广大运用的缘由。有意识 为书信编号者，常常都有大量书信存世，可能却非偶然。在谭献等人日记中，另有本人梳理书信的纪录。善于保留文件的胡适，愈是明白标志每一封书信的文字数量，认为将来书信梳理出版作铺垫。胡适自编书信目录抄本，见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3册，黄山书社，1994年，第258页。 给书信编号，不但有助于书信归档梳理，也便于查检能否失收信件。郭嵩焘日记光绪三年（1877）五月初七日，收到弟弟郭仑焘（字志城）三月初四日发出的信件，小注云：“正月初四日一信。至此为第二信,信面亦编第二号。而云正月廿八虎宣尚有带上海一信,何也?”这封信郭仑焘自编为第二号，却在信中说其子郭虎宣正月廿八日还带有一封信。郭嵩焘因此怀疑这封信的下落。因此也可视，书信的编号有时其实不遵循写信者的编号，却是作者对所收书信的从新编号。这类概况相似当前快递站对快递单号发展从新编码。对远渡重洋的郭嵩焘而言，书信编号非常要害。依据日记记载，五月初九日，郭嵩焘收到文报局寄来三月廿二日发递的廿三号包含，当中包括家信二号。五月廿三日接文报局三月廿九日第廿四号包封。六月初五日，收到文报局四月十四日第廿六次包封（由英企业果利治船递到。其廿五号由眉江船递寄，已沦大洋海矣），中附郭仑焘第三号信。七月初四日，得第六号家信，“其四号（四月十三）、五号（四月廿五）两信于今未收到。”对郭嵩焘而言，家信失收还是大难题。也许正是由于那时华夏和欧洲之中邮政传导的不确定性，促使郭嵩焘对书信和包含不厌其烦发展编号。郭嵩焘遭遇的信件丢失在晚清却非个案，即使在国家内部，信件丢失也是常事。如身在北京的苏州探花吴荫培1901年十月初六日日记记载：“是日，得三号家书，知二号邮信未到。”这类概况到民国年间可能仍未有大的改进，故梁启超、胡适等人所作大批家书也常运用数字编号。为确保信件的明确传达，清人的书信编号不但针对书信信封，也针对书信正文。这类对书信正文与信封的双重编号有其意义，如林则徐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致郑夫人、林汝舟第十六号》信指明第十一号家书四十六天就收到，非常快速便捷，“惟信封全行拆破，直将家信红纸及抄件出现在外，有目共睹，虽极可恨，而没有如之何。驿站中全无顾忌，一至于此。”驿站寄送信件，可能丢失信封，故信封编号其实不保障。又如陈用光《太乙舟文集》卷五《与伯芝书》：“忆六月曾发六号、又六号两信，此月所发信内列第七号，而兰瑞不知，乃外列不列号，可视其粗心。这次咱乃仍列第七号也。”这封信并未落款时间，但从局限的消息中仍可推测。陈用光在写给侄子陈兰祥（字伯芝）的这封信中批评儿子陈兰瑞（1789-1823）做事粗心。陈用光在给陈兰祥的信中编号，六月份写了两封信，编号区别为六号、又六号。此月（当是七月）又写了第七号信，但陈兰瑞在寄送第七号信时，在信封上无标号，以至于陈兰祥对此生疑，故而陈用光才在信中予以解释。这则资料表达信件表里均有编号，此为双重保障，但备案常以信封编号为准，故陈用光新写信件依然编为第七号。同一时间也揭示书信编号可能产生错误。自然，也有信封编号，而书信正文不说起编号消息者。如道光三十年（1850）二月二十七日,翁心存“得三儿正月廿五日所发庚字元号书,并外十件”，但此信在翁心存书信正文中并没有编号。对清人书信而言，编号可能比书信写作日期更为真正。翁心存日记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一日记载，“发庚字第一号家书。（外签正月廿九日）”，实则此信作于正月三十日。二月初二日日记，“又作致扬州守岱青同年书。（内签正月十九日）”。这表达，参加编号的书信，若编号存留于书信内容中，则详细日期填在信封上。若书信没有编号，则详细日期消息表现在书信文本中。清人写信的实质时间、落款时间、发寄时间、差局等地实质发寄时间多半时刻其实不绝对，仅仅从某一日期消息判断少许书信的首尾顺序，其实不可靠。何况另有少许书信不写日期。翁心存日记道光二十九年七月三日，“薄暮得汪小珊书，（不书月日，但云旬日晴炎，水势未退，大约是六月十日左右书也。”此时，若按照书信编号，倒可厘清书信写作时间的首尾关连。三、翁心存道光二十九年的家书编号道光二十九年，翁心存再次出山，春间从常熟出发抵达京师。今后，他长久与常熟老家和担任贵州学政的儿子翁同书维持密切的通信往来。针对这两条稳固通讯线路面上的书信，翁心存均加以编号。这为探讨书信编号在个体平常生活中的效用，提供鲜活的个案。道光二十九年是翁心存书信往来较为频密的一年。依据《翁心存日记》所载书信收发概况，初步统算每月书信往来次数为：一月27封，二月10封，三月8封，四月15封，闰四月18封，五月30封，六月25封、七月14封、八月30封，九月24封，十月11封，十一月32封，十二月38封，今年总计收发信件283封。此中与至亲家人的书信往来达76封，占比24.7％。这此中多半又加以编号，可视家人在翁心存心目中的分量。道光二十九年五月十四日为翁心存生日，在当日日记最终，翁心存写道：“夜，对月感怀，念儿孙辈皆离膝前，或近在数百里内，或远在数千里外，不禁怃然。”家书成为翁心存面临亲人各在天涯境况的精神慰藉，故他于此精心经营。这一年，翁心存应付家书76封，若不经过编号等形式发展治理，全个通信联系可能混乱。即使翁心存以“贵”字、“己字”两个序列对最为要紧的两个区域之中的家庭通信发展治理，书信编号依然产生少许难题。幸好，这点小难题多是误签编号所致。随着庚戌新年的到来，翁心存给家中所发信件编号随即改变，道光三十年正月十三日，“发庚字第一号书”。家中的书信编号也随之浮动，如二月三日，“得五儿正月望日庚字第一号书”。然则对身处贵州的翁同书的信件，翁心存编号依然采纳贵字编号，顺序继承下来，如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日发贵字十八号书。但翁同书从贵州发来的信件，编号曾经采纳天干编号，道光三十年二月廿七日，翁心存“得三儿正月廿五日所发庚字元号书”。这表达，对翁心存而言，与常熟老家的联系是差不多稳固，故随着新年到来，编号因之改变。但远在贵州的翁同书，令翁心存非常挂念，他抉择接着以“贵”字编排这一系列信件。这一编号形式起至道光二十八年（1848）九月廿八日，至咸丰三年（1853）正月初八日，编号至第六十二号。首尾跨越五年，书信62封，踪迹俱见翁心存日记，足证父子情深。咸丰三年正月，翁同书贵州学政两届任满，拟回京述职。得知这一信息，翁心存始将与翁同书的书信编号改成“平”字。咸丰三年正月十日，翁心存发给翁同书的信件即在日记中签为“平字第一号”。翁心存将书信编号由“贵”字改成“平”字，从此贵州悬望一变为对儿子回京的期待，“安全二字值千金”，一位父亲的心愿于此昭然跃于纸面。书信编号成为日记中令人瞩目的文字景观，提示大家注意日记作者在某一时空中最要紧的人际关连是甚么。大家经过通信实现与他人的接连，这此中家庭成员没有疑是最为密切的另一端。道光二十九年翁心存收发的283封书信，与家人通信占据76封，远超其它各样人际关连。实是上，另有众多书信都经过家族通信这一管道传导，象征其它人际关连对家庭关连的附着。如翁心存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日记载，“发己字第十一号书，内致倪观看、二侄、少湘各一函，曾源寄乃兄一函。”家书在私人通信网站中占据的要紧位子，再次表达家庭的确是清代文化生态中极为要紧的要素。而家书的编号则是这类稳定而持续的关连的宣示。却非全部的书信编号都发产生在亲人之中，少许亲密的友人其它较稳固的关连，也促成书信编号的发生。如谭献同治三年、四年与周星诒就有紧密的书信往来，同治三年十二月廿七日日记载，“补作与季况七十五号书”，显现今年度谭献写给周星诒的书信已多达75封。延续性的书信编号是人际之中强联系的表现，那一些并没有归入编号的书信，可能也蕴藏非常要紧的内容，但通信双方却非亲密而稳固的关连，而体现为弱联系。却非全部的家书都被加以编号。从上表可视，翁心存与孙儿翁曾文的书信无编号，翁同龢在旅途中往来的信件也无编号。这类概况可能由于翁心存与翁曾文的通信往来不过大伙族与私人通信之中偶发的分支，是偶然性举止，缺乏延续性。至于今年翁同龢与翁心存书信往来，同样处于一个不固定状况。这年春天，翁同龢随侍父亲北上，不必通信。五月十一日翁同龢南归赴乡试，至六月六日抵家，中途翁同龢所写信件，据翁心存日记记载，有四封：区别为五月十四日河间二十里铺、五月二十日中山店、五月廿八日袁浦舟次、六月初一日扬州所发，但在翁同龢日记中，仅仅记载前二次作家书。可视，在旅途中的翁同龢对此其实不特别在意。终归，这一次旅途仅仅一种多月时间。回到家中今后，翁同龢与父亲的通信管道重又加入常熟全个大伙族的通信联系中，故没有须编号。即使翁心存和贵州的翁同书、常熟的翁同爵两位儿子的紧密通信多采用编号，但此中少许书信仍有意识地“不列号”。以道光二十九年翁心存日记所载为例，可视有如是数通信均不列号。五月八日 夜，作不列号书与五儿，交六儿携去。五月十二日 是日三儿之妇四十初度，为作汤饼犒家人。草不列号一函与三儿，又衣包、靴包各一。八月一日 得三儿六月廿一日所发第五号其实不列号信两函，又诸葛碑一纸。十月四日 发贵字不列号家书并衣包一种、靴包一种，托阮侯庭携去。十月五日 发贵字不列号家书，内附少湘两函。外棕包、口蘑、绿蒲桃二匣交何荔珊携去。在双方延续性编号的书信往来中，突然有意插入少许不列号的书信，背后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这点信件可能涉及少许秘密，对于人情、请托等事务，故此类信件常常附加少许物品；二是，不列号书有着可靠的送信人，能够确保信件平安送达，故没有须编号 。虽然清朝的邮驿体系较为改善，但不固定的风险依旧存留。翁心存道光三十年四月二十日日记，“得五儿四月四日第四号书，前两号殆浮沉矣，闻局差途中被劫。”道光三十年四月廿三日，“得五儿三月五日第三号书，从天成来，五十日乃达，可谓迟矣。”书信传导途中的种种风险，令编号以保留消息传导有用性，变得非常迫切。另外，虽然翁心存仔细为书信编号，可是他须要料理平常事务切实过于繁忙，故误签编号在书信中时常产生。道光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得五、六两儿十月廿六日第十一号书（实第十二号，误签）”。翁心存日记常在据实记载，然过后见到其它信件，方清楚早期可能 误会签序号，故后来常在在日记原文处旁注加以讲明。这也从侧方反应清人平常料理书信事业量之大。对翁心存而言，日记保留书信的延续编号，差不多于收发信件的备案簿。在此，日记为书信的收发提供了直观的备忘录，而书信的收发，也因而可以堂而皇之映入日记，成为日记必载的事项。因此，承受备忘录功效的日记终归成为清人要紧的著述方式，平常不可或缺的写作样态。在这一进程中，书信起到勾连共生的效用。书信映入日记，日记也势必记载书信，随着清人书信写作和日记写作的愈发普及，书信与日记彼此提高了关于对方的依存度。四、延续性：公与私、学者社会与人伦天地前文讨论书信编号最重要的应用个人书信的资料，当咱们将眼光调转方向更为宽广的社会舞台，调转方向公共学术、思想和舆论舞台，书信编号能否依然有用运行，发挥的效用有何区分。清代不但存留一种学者社会，也存留一种书信社会。清代“文人共和国”外部线条初具，书信发挥庞大要紧。诚如艾尔曼在《从理学到朴学》一书中所言，清代有众多学者像钱大昕一样，“借助这类形式（书信）可行获得学术界的中肯评价、认可和广大注意。”这类学术交流的信件，常常具备公布性质，编号形式上与个人信件也有差异。公布性书信的编号常常高标内容。就相干学术难题、思想命题、文学难题等发展往复讨论，这类论学、论文等书札，终归表现在清人文聚集，常常也标为“与（答）某某论某某第几书”等方式，如章学诚研究方志学难题的书札即有《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等等。此类论学书信的编号，最重要的围绕内容发生，故其编号消息最重要的聚集于人物、内容，再加以数序命名。与前述个人书信比较，不难发觉，此类书信的编号常常疏忽时间和地点消息，更多重申书信写作的对象及聚集的内容，尤其是内容，常常拈出几个要害字，对所讨论的最重要的难题加以综合。故而，与个人信件缘平常事务而编号不同，此类书信的编号是因学术、思想等难题的讨论而发生，而其编号的进行，也随着难题的深入而增添，难题讨论完毕，编号即告终止。源于论学书信的编号是依据内容而发生，不一定是书信往来次序的真正反应。论学书信的虽然编号清楚，书信关涉的难题也表现延续性，然多半书信编号是书信编纂时的产品，却非书信传导的实质情况。从众多方面而言，清代社会存留一种书籍编织的全球，也存留一种书信编织的全球。以学术全球的书信编织而言，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已指明清代学者“每得一义，辄驰书其共学之友……凡著一书成，必经挚友数辈严勘得失，乃以问世，而其勘也皆以函札。……此种风气，他时期亦间有之，而清为独盛。”以乾嘉时代著名算学家李锐为例，嘉庆十一年（1806）李锐家居苏州，未曾出行，然据其《观妙居日记》统算，今年李锐往来信件仍多达92封，绝多数皆是与阮元、焦循等人的论学书札。嘉庆十五年（1810）春间三个月，李锐在江西南昌府署，据说日记统算，所作书信即达30封，除去“庚字”4封家书外，其余24封书信都最重要的与友朋书札，此中与恽敬等人的信札显著以论文、论学为主。以家族人伦全球的书信编织而言，个体与五伦关连中另一方差不多都有书信往来。即以性别视角而言，17世纪以来女性书信的广大畅通，组成数语“才女的书信全球”（相干论述见魏爱莲《晚明以降才女的书写、阅读与旅游》），各式女性尺牍也屡看不鲜。清人以书信编织全球这一景象，有切实的作用，即常常经过延续性的书信编号形成集群效应。凸显事务的延续性有助于提高事务的价格，使其成为更令人瞩目的“景观”。就个人书信而言，延续性编号凸显这一时代对书信作者寿命的要紧意义，是家族生活或友谊写照的主题展演，或者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对公共性书信而言，延续性编号意指着对相干难题的主题讨论。这类主题既可行是理学命题，政治见解，某一类思想难题，也可行是时世的意见表明。经过编号，公共性讨论被限定在特定的区间中，编号之外，这类讨论没有办法形成全体性的作用。总之，编号令这点书信聚集起来，使他们表现相对的独立性，从而得到完整性的意义。有时，这点编号的书信还发生“互文”成果。精心标志书信，是对平常生活的有意区隔，是对公共话题的有用划分。与家人通信的编号，表达这一系列书信在家族生活中有特异意义；而公共性的论学书札的编号，则表达这一系列书信所讨论的是跟咱给要紧的难题，值得来回切磋。以旅游目的地命名的书信编号形式，无妨被视作对一段旅途的纪念。经过编号，书信成为清人标志平常生活的有用伎俩，成为清代学术难题、思想难题的物理区别伎俩。经过编号形成的书信的集群效应，书信更好地参加了公共性事务，也为个人关连和交游提供了内在而稳定的情怀纽带。对书信编号的作各样解读，有助于认识清代文人社会及详细的某一文人的个性。起首，书信编号可能反应一种人的性格。何绍基日记六十余万言，记载书信内容不少，但并极少以数字为书信编号，偶或编号，也断断续续。何绍基更多采纳日期加姓名或地点加姓名的形式命名信件。看来，他在日记中记载收发信件，多为备忘，却非有意看重书信的延续性和体系性。何绍基身后，所藏大批书画、遗稿均未能完整保存，或与此相关。与何绍基不同，常熟翁同龢、苏州潘祖荫等人仿佛对书信编号情有独钟，它们的相干文件能在身后大批全体性保留或也与它们生前的文件料理形式相关。另外，延续性的书信编号强化认识清人平常互动的区域视角。书信编号中表现的时间消息、体积消息，随着书信编号的行驶，而不停浮动和转嫁，令人注意到全个帝国区域之中的消息流。凭直观感官可初步推断，在清代相关书信的编号中，显露“京”、江南等地的字眼没有疑最多，这表达北京和江南是清代文人学者通信的中心，再次表达这两个地域是清代文化的高地。京师、江南及其它位置的通信联系，在书信编号的区域简单称呼的频次上有直观的表现。如应用清代日记中书信编号的区域简单称呼作大数据统算，当可勾勒较大范畴内清人书信交流的区域分布图。另外，嘉庆、道光今后，随着识字率的提高，少许女性书信也运用编号。这类概况载于男性日记中，显现夫妻关连在此期产生浮动，或可看作晚明才女文化的复归。书信延续性的编号让得这大批书信的要紧性日渐凸显，终归成为令人瞩目的时期风会的表征。五、日记：纪录书信的寿命史日记部分再现了书信活泼的情景，第一大限制保留了书信外部全球的消息。与纯粹的书信集，或文聚集的书信文本比较，日记提供了书信在平常生活流动的轨迹，勾勒了书信如何一同参加组建文人的平常生活和社会联系。由于日记的存留，相关书信在平常生活中跳动的消息可望大体勾勒。书信在何种环境下被写作，在日记中常常有干脆揭示，可能没有须经过书信内容及其它资料加以推测。换言之，日记为书信的流转提供了干脆的注释。书信的写作时间内可行精准到某一种时辰，写作的地点某一种详细的体积，写作书信的心境也有着干脆的表露。这类时间、地点和心境的消息却非来源书信内容自身，却是来自于书信写作者的外部生活的记载（指日记）。不但写作书信的时空能明白地被认知，写作书信的频率，也可行获得精准的推测。差不多一部分文人将全部的书信踪迹都纪录在日记中，故据以推测文人收发信件的频率，从而对书信在文人生活中的占据何等位子做出直观的判断。不但书信写作的情景被保存在日记中，书信的传导进程中的繁杂概况，也在日记中有明白反应。一封书信经过何种门径被传导，如邮驿体系、个人代捎等，均在日记中有揭示。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对少许要紧的信件或存留接收风险的信件，日记作者常常将传导信件的人标志而出，它们或者某地的折差，或者故乡亲朋好友，或者商号的伙计，或者家中的仆人，这点有名的、没有名的信用出现，令书信的传导成为具备温度感的消息接力、有民间故事的情怀传导。书信在传导进程中的顺利与否，也成为一件令人关注的事务。当灾害等当然要素或战乱等非当然要素形成书信传导存留难题时，关于书信传导的关注更溢于日记的言表。书信的传导没再是写信人到收信人之中的距离和时间差的计算，没再是可有可没有的对于书信主旨内容的注脚，它理当被感知，被重视。假如咱们用心阅读日记，不难从中发觉书信的寿命史。假如将书信视作有寿命之物，则日记第一大限制纪录了书信的寿命史。书信诞生于写信人（同一时间也是日记作者）的生活全球，经由一人或多人之手，终归抵达它寿命的一种终点——收信人处。在这一进程中，书信能否可行成功“长大”，取决于传导的进程。书信传导是书信物理寿命成长的漫漫征程，其间或平淡如水，如崎岖密布，或妙趣横生，或枯燥没有味，然不论怎么，这段征程是书信终归是否“长成”的要害。抵达收信人，其实不意指着书信寿命的终结，它可行被传观，被转送，从而得到下一阶段的意义，但书信寿命的两次、三次乃至屡次“寿命之旅”的打开，其根本历程与首次历程大体类似，故没再专门论述。为了确保或测定这段征程的达成度，写信人和收信人不得不采用少许必需的保证伎俩。这类保证性伎俩存留于书信文本中，干脆作用了清代书信的体裁和风貌。虽然在清代从前，书信编号曾经显露，但清代的书信编号技艺较之过去更为繁杂和老练。上代众多信札的编号还可能是梳理者所为，而清人对自编信札有更为普及的自觉。上代为书信编号多注重从整合思想与内容入手，而清代的书信编号仿佛还更为重申传导消息的可靠性。换言之，清代书信编号更为注重完整性，且不拘于平常琐细性质的书信。这类概况，有差不多部分原因是为了确保书信传导的平安性。在众多书信的开头，常常开篇就须几句话交代上一封或几封信件的收发概况，为这还必需简要复述前几封信件的内容 。如潘祖荫致吴大澂一信开篇即云：“清卿仁弟大人阁下：前连奉三函，并烦为代购王子剌公鼎敦事，想已先此达，或竟未达。兹奉学使之便，再以奉恳。”（引自李军梳理《潘文勤公致吴愙斋手札》，《历史文件》第二十三辑）书信内容中的来回述说，意在确保书信传导消息的延续性。而在书信之外，日记既记载了这点保证伎俩，同一时间也是书信的一个保证伎俩。被写入日记的书信，成为写作者的备忘，用来检验书信的生产、传导和抵达概况。而日记中记载书信的收发概况，书信传导的详细门径和责任人，皆是为了保证书信的有用流转。在这一进程中，给书信编号成为收信人、发信人一同运用的书信保证技艺。书信编号确保了书信传导的延续性，同一时间可行测定书信的收发概况，从而使写信人和收信人之中的消息流不至于断续或形成误会。书信编号的存留，于是也对书信传导者起到监督效用，被委托传导信件的人似因而始终处于一个没有形的监督下。因书信编号的存留，书信的流转可以更为通畅。也由于这一技艺的存留，日记写作者（即书信写作者）也可以减省繁重的书信纪录。正因书信编号的存留，日记作者不必记载每一封编号信件，因断续记载这种信件的收发概况，其实不作用他对全个书信收发概况的判断。应用日记所载书信编号所提供的的时空消息，可为书札发展明确的系年、系地，从而提高书信梳理的深度。在这方面，《翁同书手札系年考》《俞樾函札辑证》等梳理本都做了踊跃探寻。反向言之，经过对书信编号准则的了解，也有助于识读稿这日记少许模棱两可的文字，并对少许缺略文字理校。比如翁心存道光二十九年日记中记载与其孙儿翁曾源的书信往来：四月廿七日，“发巳字第一号家书”，四月廿六日，“得源孙三月十九日所发巳字第四号书”。从影印本字迹看，很难认定究竟为“己”仍是“巳”，只是该年为己酉年，依照翁心存对书信编号的准则，此字识读为“己”似更妥当。 又如，翁心存道光三十年九月廿七日日记，“廿二日得三儿厶月所发第厶号书。……又得五儿厶月所发第厶号书”，若依据书信编号准则，可知首尾两句的“厶”字指代的区别为八和十。 虽然相对容易，但书信编号无妨被视作书信文本之外，围绕书信流转进行老练起来的一个保证性技艺。这类保证技艺的运用有其限制和通常适用准则，详细而言，可综合为：在特定时代，通信双方距离较为遥远，为确保延续而稳固的消息往来，一方或双方均采用的信件标志形式。对通信双方而言，书信编号技艺的使用既能测定信件的传导概况，确保消息沟通的延续性，同一时间，也是一个个人档案的治理技艺，可第一大限制将个人信件归类，现有不少大范围书信集便是书信编号技艺作用下的产品。相关书信编号技艺的一系列实践和详细操作伎俩大体保留在日记中，而非存留于书信文本里面。这提示咱们注意，就书信而言书信，可能疏忽书信的外部消息。对书信的物理特征、流动进程及书信所活泼的外部全球的勾勒，有待概括使用各方资料立体勾勒。日记保留书信诞生、成长的各式情景，也包括书信内容自身，于是成为探讨书信及其外部全球极具价格的资料。日记不但可行将书信的全球描绘得更为清楚，况且可行揭示以前不为人注意的少许技艺性因子，书信编号或即此中一个。这类微末技艺关于书信探讨却非全无意义。它揭示在书信繁华的时期，文大家行之有用的应对法子，展现了它们的智慧。若将书信和日记对读，也不难发觉，对写信人而言，编号书信或者更为要紧的信件，从而对书信的要紧水平做出判断。另外，这类技艺的使用，对完整书信档案的构建、传播，对后世书信集的编纂，都发挥较为要紧的效用。日记在此不但是探讨书信的协助文件，还理当是书信探讨的必备文件。日记不但是探讨书信的资料，也是探讨书信的伎俩。经由书信编号技艺，相关书信的探讨被“转场”到日记范畴，与此同一时间，日记探讨也因此“延展”至书信范围。如许，既可丰富对书信的认知，也让人对日记的功效增加新的了解。针对不同文件的探讨的“转场”和“延展”，或有助于凸显惯例类型文件探讨少为人关心的少许边缘性技艺。日记所蕴藏的丰富消息，差不多没有所不包的文件容量，打算它成为揭示类型文件诸多特点最具价格的参考体系。或许大家在应用日记时，不应当仅仅“凝视”它们所须要的那一部分，而应当反顾回去，瞧瞧这类“凝视”令它们缺失了甚么。以某种类型文件和日记互参，从而深度描绘类型文件的外部线条，选择深档次的特色，是观照类型文件的一个可以且值得期待的探讨路径。对日记而言，假如差不多全部学科从中全能获利一丝甚么，那末日记自身的开放性就值得探讨者敬畏，日记的这类开放性可能蕴含了某些差不多有价格的东西，大家不应当着力于从日记中寻觅甚么，而过滤掉他人“凝视”之所在。日记有好多特异的位置，假如咱们赐予它充足的主体性，假如咱们对日记惯例有充足的尊重，或许能走出真实隶属日记的探讨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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